每当本区域的权力博弈处于动荡不定的湍流状态时，所谓以亚细安为中心的区域安全论述便会再次浮现，并小心翼翼地在各权斗漩涡之间游走。亚细安中心观不时会被呈现为本区域地缘政治角力，或政治安全组合的某种常态。无论是因为区域内外强权争霸，抑或是区域内一些国家的内部斗争外溢，导致亚细安中心观的偏离，一般会被认为离经叛道而必须尽快修正。

就如月前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首脑，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军港上，正式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主持揭幕。联盟的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即英美辅助澳洲建设核动力（但非核武装备）潜艇，能把澳洲潜艇的无需补给航程延伸到南中国海，也就会影响本区域各强国之间的军力投射。这就引起了本区域各主要国家低声做出一些或正或负的表态。一些国家认为联盟会巩固以亚细安为中心的区域安全观，另一些看法则相反。

其实，这种竭力要让亚细安在本区域的政治安全体系里扮演“领衔”角色的论述，可追溯到上世纪末美苏冷战结束后不久。当时，虽然美国可谓世界上单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却很快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财政预算考量，以及其他国内课题上。美国反而开始在安全层面上淡出本区域，如把它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与克拉克军事基地关闭等。

因此，就有一些正崛起的强国，想要填补美国离去后的本区域政治安全真空，但它们一时之间可能也没能力做到。所以，当时也就浮现了好几个相互关联的论述。一个比较具有局限性的论述，是亚细安至少应该管好它自身的政治安全事务。这就牵涉到亚细安须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处理好各成员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危机，以及准备好自身安全所需的装备。这种局限性的亚细安中心论，自那时以来可谓部分成功实践，因为它被限制在亚细安的原则与现实之间。

亚细安的重要成立原则，即成员国之间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虽然对于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尊重，也逐渐成为亚细安的讨论课题，各成员国的政府还是把各自的主权视为最至关重要。所以当上述的价值观在个别成员国里被严重侵犯，并产生区域性的影响时，如之前的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以及当下的缅甸政治危机等，亚细安要扮演积极有效的化解危机角色都很困难，更遑论个别的成员国了。

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间，亚细安好一些成员国的经济也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也让它们负担得起为自身以至本区域架设一些防务措施，虽然这通常还是大多通过域外的军购来完成。

至于更为广义的以亚细安为中心的安全论述，则通常会更有雄心地把亚细安置放在得以驾驭本区域（亚太或印太）安全体系的副驾驶座位上。这部分是基于亚细安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整体力量。而且，亚细安成员国之间很少出现纠纷，更谈不上冲突。这是举世罕有的，尤其是大多数亚细安成员国为发展中国家，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种广义的亚细安中心观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认为在世界列强在本区域内外越演越烈的权力斗争中，亚细安会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中立姿态。所以，亚细安可说是以诚恳的态度，提供了各种便利的场合，如筹办各种有关安全课题的论坛，让列强的高级防务官员得以在多边或双边的方式下会谈。各界都期望，这类会谈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本区域内外列强对立的强大张力，让和平与安全有一定的保障。

亚细安延续一种有弹性（也被说成是松散）的处事安排，大多决议都是在经过成员国漫长的磋商后一致通过。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做法，因为成员国就很少争辩不休，甚至退席抗议了。但即便只是要把更为具有局限性的中心角色扮演好，亚细安也到了须要增强它有效性的时刻。如亚细安须要认真检讨共识决策方式，在当下与未来的可行性，因为这通常极为耗费时间，甚至会被事态发展所超越，而且也常常显得无能为力。亚细安可以考虑在一些课题上，采用超级多数决定的方法，如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即得以通过，以便这些决策得以更为有时效性和现实意义。

亚细安也应至少开始反思会员国相互不干涉内政的严谨原则，尤其是当个别成员国明显违反人权、自由和民主时。在世界上，出现有一些区域性组织更为积极干预的例子，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就常在会员国发生内战或政变时，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去尝试化解危机，虽然成功率参差。亚细安也许无须过度投射它的权力，但如果还要维持所谓以自身为中心的安全地位，则不能只是坐视、谴责，而不干实事。

在广义的亚细安为中心论述上，亚细安应该把自身定位为务实而不一定是绝对中立，因为要把亚细安塑造成一个亚洲版的绝对中立瑞士，坦白说是不现实的。一个对自身的决策过程有信心、成功化解内部危机的亚细安，才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更有效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外安全体系里，扮演一个有力而积极的角色。在本区域内外争雄的列强面前，亚细安不应为了中立而中立。在估量具体的形势，以及自身的利益后，亚细安甚至可能倒向一边或几边，但维持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仍是首要的考量。一个更为有效与务实的亚细安，才是维持以它为中心的区域安全的最有效保障。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