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刘燕婷

5月28日，土耳其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虽说土耳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预计要到6月1日才会公布正式结果，但据初步选举统计，在已开完99.59%选票的情况下，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已获51.91%选票支持，击败对手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l??daro?lu）的48.09%得票率，确定连任。

此次大选引发全球关注。一来，各界好奇土耳其会否发生政权轮替，改变其剧烈跨界的外交风格。回顾近两年，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起，土耳其屡屡展演超越中等国家身量的激烈摆荡，包括在2022年3月促成俄乌外长会谈、5月“一夫当关”阻挡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又在6月宣布“开绿灯”、7月牵线俄乌签署《黑海粮食协议》、10月在亚信峰会与俄罗斯商谈两国能源合作、11月促成美俄高官开战以来首次线下会谈，同时放话将在叙利亚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言下之意可能威胁俄罗斯与伊朗的地缘利益。往复之间，外界惊诧于埃尔多安的活跃行动，也捉摸不定土耳其充满机会主义的外交风格。

二来，埃尔多安在选前遭遇两大冲击，导致外界普遍不看好其连任，一是在2022年连续数月突破80%的严重通胀，二是地震灾情。其中，土耳其高通胀是2018年经济危机的后遗症，其深层原因是土耳其长期的经济过热、政治性降息，致使土耳其在美联储加息后发生联动金融风暴，不仅里拉大幅跳水、公司债大量违约，其通胀也长年处于高位，激发了城市选民、中产阶级的滔天民怨，导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在2019年地方大选中，失去伊斯坦堡（Istanbul）、安卡拉（Ankara）等大城的执政权。

而地震同样会影响选民对埃尔多安的支持。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发生7.8级强震，造成近5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更是不可计数。灾后埃尔多安一度面临声讨，舆论抨击其未能改善发展不均、城市贫困化的现象，导致耐震度不高的老旧建筑面对强震不堪一击，且建物脆弱往往难离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执政的埃尔多安与正发党难辞其咎。

然从此次选举结果来看，虽说两人差距不到5%，但克勒奇达尔奥卢终究是差了临门一脚，显见不论是高通胀或地震，都不能阻止埃尔多安连任。究其原由，除了土耳其反对势力整合不彰外，埃尔多安成功调动“土耳其崛起”的新情境也为关键。

反对势力整合不彰

首先，虽说选举前夕，共和人民党（CHP）党魁克勒奇达尔奥卢的民调一度超过埃尔多安，让不少外媒大胆预测土耳其即将变天，但聚焦土耳其政坛现况，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发党乃是最强势力，而反对派长期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不仅抵销了挑战埃尔多安的整合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令选民寒心。

综观土耳其反对党的近年互动，一直要到2017年修宪公投后，才出现明显整合迹象。彼时埃尔多安大幅扩张总统职权，并在制度上扫除了连任障碍，引发反对势力的集体恐慌，共和人民党、好党（?Y?）、幸福党（SP）、民主党（DP）四大反对党遂共组“国家联盟”（Millet ?ttifak?），鼓吹恢复议会制、废除行政总统制，希望借此遏制正发党与埃尔多安；2022年，未来党（GP）与民主与进步党（DEVA）再加入，组成了“六方圆桌”（Alt?l? Masa），欲联合推出代表反对势力的总统候选人，与埃尔多安在2023年一较高下。

然埃尔多安毕竟是时任总统，拥有媒体与司法等政治资源，足以对反对势力各个击破，例如出身共和人民党的伊斯坦堡市长伊马姆奥卢（Ekrem ?mamo?lu），其原本民调极高，被视作足以终结埃尔多安20年执政的明日之星，却在2022年12月因“涉嫌侮辱最高选举委员会”，而被判处2年多监禁与褫夺公权，丧失了总统参选资格。

伊马姆奥卢被迫出局后，“六方圆桌”没能立刻整合出新候选人，而是纠结于意识形态混战、政治战利品分配，一直到2023年3月，才确定提名CHP党魁克勒奇达尔奥卢，但这一提名起初未获好党支持，后者还为此威胁退出“六方圆桌”。而后经历多日协商与政治交换，克勒奇达尔奥卢同意由民族主义色彩明显的安卡拉市长亚瓦什（Mansur Yava?）、伊马姆奥卢担任副总统，好党才同意留在“六方圆桌”，支持提名克勒奇达尔奥卢参选。

其实从组成结构来看，唯一能团结“六方圆桌”的意识形态，只有反对埃尔多安。因为席次最多的共和人民党，乃是中间偏左的亲欧世俗主义政党，幸福党则是带有伊斯兰主义的疑欧保守政党，民主党是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民主与进步党是中间偏右的亲欧政党，未来党是右翼亲欧政党，好党是中间偏右的民族主义政党。简言之，各党意识形态左右兼有，还横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基本上若非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掌权太久，各党恐怕根本没有整合动机。

但即便勉强整合，“六方圆桌”依旧纷争不断，否则便不会直到选前两个月，才确定候选人提名；且在确定总统人选后，“六方圆桌”又在议会候选人名单上爆发新内战，各党都想争取更多的安全席次分配，导致名单持续难产。上述种种看在土耳其选民眼中，自是相当令人心寒：埃尔多安或许大权独揽、恋栈权位，但反对势力同样只对划分地盘、政治分赃感兴趣，无心改变土耳其发展困境。

两相权衡下，或有部分厌倦埃尔多安的选民，在经历百转千回的心路历程后，又选择续投正发党与埃尔多安，而非支持执政能力未知、立场驳杂的反对势力，导致克勒奇达尔奥卢终以些许差距落败。

埃尔多安如何调动“土耳其崛起”

而除了反对势力整合不彰，未能聚拢足够政治能量之外，埃尔多安与正发党在经历高通胀、地震灾情冲击下，依旧能够聚拢支持、号召选票，同样是导致克勒奇达尔奥卢败选的关键。

从此次开票结果来看，财富被高通胀严重腐蚀的大城市选民，多在此次大选中支持克勒奇达尔奥卢，包括前三大城伊斯坦堡、安卡拉、伊兹密尔（Izmir），以及第五大城阿达纳（Adana）；然而土耳其第四大城布尔萨（Bursa）、第六大城加济安泰普（Gaziantep）、第七大城科尼亚（Konya）的开票结果依旧是支持埃尔多安，且加济安泰普还是2023年地震的重灾区，选民却还是票投被舆论声讨的现任总统，显然埃尔多安仍具一定程度的政治能量。而细究这一能量来源，显然不全是已在下坡的经济成绩。

回顾埃尔多安的掌权之路，其任内经历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能为其执政保驾护航。 2008年至2013年，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通过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热钱”转而涌入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刺激了后者的经济高成长，埃尔多安趁势推行宽松信贷、要求央行持续降息、力促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土耳其由此迎来热钱滚滚、繁荣富强的发展之春，埃尔多安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时代象征，政坛上独霸一方、无人能敌。

然而2013年美国联储局放风可能加息后，外资便大举外撤，包括里拉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开始贬值，土耳其经济成长持续放缓；2017年美联储先后三次加息，土耳其经济渐被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不稳的阴霾笼罩，2018年美国又对土国钢铝制品加征一倍进口关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金融危机就此连动爆发。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显然希望牺牲物价、保全经济成长，故采用了极端的经济手段，面对高通胀仍坚持降息。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增长，却导致里拉跳水式重贬、物价飙涨、债券市场几乎崩盘，民众叫苦连天，诸如伊斯坦堡等大城更是爆发多起示威。

但观察埃尔多安近10年的政治行动，便可发现其开始积极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场域的民意支持，以充填经济成长放缓下的“土耳其崛起”叙事，弥补自己的政治失血。

就冷战后的外交传统而言，土耳其乃是锚定于西方世界的中等强国，并以其横跨欧亚的战略地位，游走在不同国家集团间。然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外界看到了更加“东方”与“军事大国化”的土耳其：在埃及议题上，其借着对穆兄会的支持，涉入当地政局；在叙利亚与利比亚战场上，其自2016年起先后派兵介入该处内战，并成功取得一定战果，前者使土耳其有效隔开库尔德势力与土耳其东南境的联系，后者则让其在东地中海油气冲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缘枢纽；在海湾场域，土耳其与伊朗皆与卡塔尔保持密切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暴，但因土耳其与伊朗坚持不退，最后风暴以沙特在2021年让步复交结束，土耳其成功保住在海湾的政治成果。

当然土耳其的对外军事行动，也不是全是丰硕战果。以叙利亚战场为例，土耳其一共发起四次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而自“橄榄枝”行动起，土军便不只打击库尔德势力，还与俄方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交火，引发莫斯科强烈不满。多次协调无果后，俄军乃于2020年悍然对土交锋，导致了“春之盾”的潦草收场，土耳其也只能被迫服膺俄罗斯主导的叙北秩序。但在埃尔多安政府宣传下，土耳其内部并不清楚意识到土耳其败于俄罗斯，而是看到土军为了反恐，在叙北奋勇杀敌，对民族主义者与爱国民众来说，相当振奋人心。

另外在历史传统场域，埃尔多安最经典的动作，便是在2020年7月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圣索菲亚（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馆岁月，恢复其清真寺身分。此举虽然引发不少西方国家批评，但埃尔多安所为并非没有民意基础，因为在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纪念大典上，已有不少土耳其人在博物馆广场上举行晨祷，2018年土耳其伊斯兰协会更是公开申请在馆内举行礼拜，虽然最后遭到拒绝，却已吸引不少舆论支持。故埃尔多安决定“解放圣索菲亚”，乃是瞄准了土耳其近年的伊斯兰回潮，希望汲取反凯末尔主义的选民支持。

而在大国外交场域，土耳其的行动自不待言，除了邻近的中亚与中东，俄乌战争下种种横跨欧亚的剧烈摆荡，皆是埃尔多安极佳的选战素材。以2022年3月俄乌外长在土会谈、7月《黑海粮食协议》落地为例，土耳其官媒大力宣传了埃尔多安的“和平缔造者”角色；至于阻挡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官媒则用以主打埃尔多安“捍卫国家利益”“无惧得罪西方”“打击库尔德恐怖主义”的硬汉形象。

当然在经济凋敝、执政多年的包袱下，调动军事、历史传统、大国外交的叙事情境，能对埃尔多安的选情起到多少加分作用，只能由选举结果一锤定音。而从此次51.91%对48.09%的成绩来看，上述行动虽没有缔造辉煌大胜，却已足够击败反对势力，保送埃尔多安再一个五年任期，显然仍有一定效果。只是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已告结束，如何缓冲土耳其的经济风暴、寻找“埃尔多安经济学”外的新解方，都是短期无解的艰难课题。选举之后，埃尔多安的挑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