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日至8日访问韩国。这是2018年初安倍晋三参加平昌冬奥会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韩。3月16日，尹锡悦作为12年来首位正式访日的韩国总统，双方宣布解决强制劳工问题。4月，日韩的安保对话和财政部长正式会谈，时隔五年和七年重开，日本取消2019年开始对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措施。两周后的5月下旬，尹锡悦还将赴日，参加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两个月举行三度领导人会见的“首脑穿梭外交”启动，看上去日韩关系改善速度惊人。

岸田对此表示，日韩关系走上轨道，共同翻开新的篇章。一般来说，地区国家特别是邻国改善关系，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是积极的事情，然而主要推动力是外生还是内生，将决定关系改善的质量和持久性。虽然现在做出结论性判断尚早，但此次日韩关系仍然没有走出外力推动型模式。

美国主导下的日韩关系发展史

日韩关系可以说从起步开始，就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缺乏自主性的关系。笔者每次翻看1965年签订的《日韩基本关系条约》（日韩关系开启的第一份正式外交文件，简称《条约》），都会感到吃惊。如果将这份文件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相比较，就会看到日韩关系历史经纬的处理上的模糊性。

首先，《条约》竟然没有提及日本对韩国的殖民历史，日本也没有就殖民历史表态。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韩基本条约的前文中仅提及，鉴于两国官民关系的历史背景，对睦邻关系和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渴望。作为日本直接吞并的韩国，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正式文件中没有历史问题内容，令人震惊。

第二，《条约》前文写入了双方忆及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的相关规定等，日韩缔结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换言之，该条约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衍生物。《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日韩基本条约第二条则是，确认日韩在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或者之前缔结的条约和协定都无效。因此，从1910年到1945年这35年的殖民历史如何定位，是模糊的。

日韩关系正常化，是以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为基础的“和解”，而不是日韩之间真正的“自主性和解”，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日韩关系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对于美国来说，日韩关系改善主要出于其国际大战略利益需要，对于推动真正的历史和解、领土争端解决没有兴趣。1960年代后，随着越南战争爆发，美国急着让日韩改善关系，加上日本国内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反对浪潮平息，日韩关系正常化上了美国议事日程。在美国推动下，日韩关系走向正常化。

同样，2015年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定，是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对日韩两个亚洲同盟加强合作有迫切需要。2014年，奥巴马在海牙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三边会谈。在美国的斡旋下，日韩在2015年底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定，但事实证明，这种美国斡旋下的日韩和解是短命的。

“安保共同利益”的新外力

对于此轮日韩关系迅速改善，一些分析认为是过去10年日韩关系极度恶化时期，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朝鲜核导能力的空前发展，对日韩两国的安保构成共同挑战。此次日韩首脑会晤，双方都强调历史转折期，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要自己设定国家利益来推动关系改善。这似乎意味着日韩关系强化，不再是美国的要求或压力，而是两国共同利益所致，潜台词是要走出原来由美国斡旋的日韩关系管理模式。然而，安保共同利益本质上仍然是外力推动型。

首先，通过安保逻辑来覆盖历史问题的方式，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共鸣。

韩国媒体KBS的调查显示，认为尹锡悦的决定错误的人多达53.1%。他们认为韩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惨败，完全接受了日本的逻辑。尽管尹锡悦任期还有四年，但如果政治和民意基础薄弱，这个四年窗口期中，总统能否始终保持现在的坚毅政治领导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历史领土等老问题随时可能重新出现。

第二，以确定安保上共同假想敌方式的共同利益，来覆盖合作问题，会造成地区紧张升级。韩国在安保上定义的假想敌是朝鲜，2023年2月发布最新的韩国国防白皮书中，时隔16年再次直接写入朝鲜为敌人。日本在安保上则主要针对中国。在日韩关系改善的进程中，台海和朝鲜半岛安全不可分的挂钩论迹象出现，为了对应所谓的“同时有事”局面，须要强化共同威慑力。这本质上是拜登政府提出的“一体化威慑力”的逻辑反映，美国是将东北亚看成一个战区。如果美日和美韩同盟成为三边同盟，将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现状剧烈改变，导致本地区安全秩序进一步失衡。

东北亚地区要实现长期稳定，需要以东亚地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的一体化，来溶解军事威慑一体化倾向，真正实现地区自主。此次日韩关系改善的一个利好结果，是为中日韩合作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同样，日韩关系要实现可持续稳定和发展，最终也须要走出外力推动型模式。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现为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