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区议会改组方案，除了直选成分大减，有关民政事务专员（DO）的角色及权力，同样引起很多议论。政府强调由民政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可以体现行政主导，确保区议会专注讨论地区事务，实现去政治化，然而民政专员权力大增，亦是不争事实，专员的作风、能力与表现，将左右地区工作成绩。新区议会不再拥有政治实权，重回“区域咨询组织”属性，区议员一边要反映地区民意，另一边又得协助政府做事、配合施政，两种职能不一定对立，但有机会出现矛盾，磨合过程必须力求平衡，不能偏废。政府和民政专员必须尊重区议会的咨询职能，认真聆听地区民意，不能仅仅视之为政府的执行工具。

参选门槛宜作调整

容许人代政协提名

多名司局长连日就区议会改组方案作出解说，有团体则摆街站收集市民签名，为支持方案展开政治动员。《基本法》第97条提到，特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接受特区政府就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或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新的区议会，不再具有选举立法会议员及行政长官的权力，也不再有审批拨款的权力，政府强调是回到原本定位。律政司长称，《基本法》第97条属赋权条文，成立区议会并非宪制责任，区议会不具备任何政治权力，包括监察政府的权力；民青局长则重申，区议会基本定位无变，两大功能一为咨询，一为服务地区，区议员须配合政府做地区咨询工作，如实反映市民意见。

过去40多年，区议会角色职能不断扩大，虽说现在改组方案是要“回归基本”，但新区议会的组成与职能，跟以往市民熟悉的区议会，确有天渊之别，当中最明显是“地区三会”（分区会、防火会、灭罪会）与民政专员权力大增。目前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不少都有建制派政党背景。随着“三会”成员握有区议会参选提名权，传统民主派政党参选人即使符合爱国爱港要求，也未必能从地区“宿敌”手上取得提名。倘若政府希望区议会直选有更大的开放性，以便反映社会不同声音，应该调整提名门槛，除了容许“三会”每名成员可提名不止一人，从而鼓励竞争，也应该考虑扩阔提名权，例如接受由全国人大及政协成员提名。2021年立法会地区直选，有非建制派人士取得全国人代及政协提名入闸，说明这至少是现实上可行的安排。

民政专员权力扩大，体现于担任区议会主席，有权决定议程、议事规则，以及跟进议员行为表现，如有需要可以启动惩处程序。根据政府构思，民政专员将负起统筹地区治理的重任，协调区议会、“三会”及关爱队工作，有人形容专员权力之大，俨如“地区小特首”。以往区议会议席以直选为主，制度设计包含了权力制衡及监察政府的元素，新方案则颇有视区议会为政府地区治理执行工具之意，区议员需履行民政专员委派的工作，配合政府施政。有身兼区议员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关注，区议员会否变成“半个公务员”，不履行民政专员要求就可能受罚，变得不敢表达反对意见。有关忧虑，并非无的放矢。

政务司长强调，民政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旨在体现行政主导，确保区议会不会偏离服务地区市民的目标，变成争论政治议题的平台，不认同专员会变成“地区小特首”；民青局长则称，官方没要求区议员只可搜集某类意见，不论正反民意，政府均要掌握。新方案下，区议会如何一方面自下而上反映民意，一方面自上而下配合政府施政，必须好好拿捏、力求平衡，具体磨合与落实情况，很视乎政府的态度，以及民政专员如何行使权力。

现在本港有不少具有咨询功能的委员会，环境咨询委员会、城规会均是例子，它们皆没有民选委员。区议会作为咨询组织，政府强调委任议员一样有代表性，若无限延伸此逻辑，理论上，官方大可将区议会全部议员改为委任；政府同意保留民选成分，反映官方也认同，直选区议员可以发挥有别于委任议员的作用。委任议员向任命者负责，乃是必然，但民选议员则一定要向选民负责。正是这一纽带，令到公众有机会参与、地区民情有机会上达。

平衡咨询与协助施政

提防唯上不唯实文化

区议会不应回到数年前事事泛政治化、处处与政府死斗的状态，也不应该沦为政府的“啦啦队”、唯上多于唯实。以外佣服务雇主为喻，等同强调区议员与政府是下上级关系，一个听命一个指挥，这样的权力关系若成为现实，有可能导致区议会内形成唯唯诺诺的文化，不利官方聆听地区真实民意，这是必须避免出现的情况。日后民政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需要谨慎运用权力，尊重区议会咨询功能，认真聆听议员意见，鼓励下情上达；另一边厢，议员亦要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同党派应该积极参与区议会直选，确保新区议会在反映民情和配合施政这两项职能上，取得合理平衡，不会有所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