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早报》4月28日报道，美国著名投资人达利欧（Raymond Thomas Dalio）近日警告，中美在不断试探彼此的红线，已经“处在战争边缘”，并且局面将随着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季继续恶化。他写道：两国都很逼近对方的红线，也都在采取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试探对方红线；政治需要也会导致在未来18个月里，双方采取更激进的边缘政策。

中美竞争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美国媒体统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10大政策领域中的九项有着剧烈党争，只有对华政策一项高度一致。面对前总统奥巴马“亚太再平衡”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南中国海、新疆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中国已放弃对美幻想，外交上开始主动作为，积极争取盟友及时间，乃至国内的内循环政策和“退林还耕”这种“惊涛骇浪”的极端情况做准备。大博弈又回来了。

从19世纪、20世纪的历史来看，有英德博弈、英俄大博弈和美苏冷战可做参考。尤其是核武器条件下的冷战博弈，学界发展了博弈论方法研究。这是一种基于理性假设的规定性决策方法，它规定理性行为者应该如何决策。威慑理论在美苏两极对抗的背景下兴起，认为威慑是一个国家为了阻止攻击，希望说服潜在的攻击者：一、它拥有有效的军事实力；二、它可能给攻击者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三、如果受攻击，就会做出威胁。

建立在核威慑理论基础上的经典威慑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其一，行为体是理性的；其二，冲突是最坏的结局。在威慑的可信度上，经典威慑理论家认为威胁是不可信的。他们认为，战争或冲突对博弈双方都是最坏的结局，这一选择与“理性选择”要求不符，因此“维持现状”就成为博弈双方必然的选择。

遗憾的是，这可能不是事实。行为体未必一定是理性的，冲突也未必是最坏结局。

经典威慑理论家摩根（Patrick Morgan）认为，国家不一定能实现理性，因为在危机情况下，决策者缺乏时间分析所有备选方案，缺乏关于对手和决策后果的信息，且受到情绪或认知局限性等因素影响。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美国面对中美冲突或战争，持有最冷静态度的是军方，因为他们基于双方军事力量结构和平衡，对中美可能在台海或西太平洋的战争结果不抱乐观；而国会或行政机构的政客则充满好斗和激情，这体现了一种可能性和危险性。

另外，对冲突是否可控，以至有限或失控核战争下的最可怕结果，美国的战略政策通常并不明确清晰；也就是说，在没有战略或者自以为是的战略中走向战争、冲突扩大及失败是经常性的。从历史上看，无论越南战争还是本世纪阿富汗战争都是如此。

赞格尔和基尔戈提出了完美威慑理论，以补足经典威慑理论逻辑上的漏洞。

完美威慑理论放弃了“冲突是最坏结局”的假设，认为冲突不一定是最坏的结局，威慑是可信的。威慑的可信度是由一个国家在冲突和让步之间的偏好所决定。当双方都拥有可信的、有能力的威慑力量时，维持“现状”会成为双方理性的选择。反过来说，如果威慑不可信或者双方没有信任，或者威慑不对等，不被一方认为可信服时，维持现状并非必然。

美国对中国已不可能有信任，这不是政治因素。世界由利益组成并由利益推动，而美国资本不可能像其他通常场景一样，能够掌控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中国国家资本。对中国而言，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问：美国会按照二战结果，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美国会承认中国在世贸组织（WTO）体制下，竞争成长为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科技—产业领先国吗？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国家主权统一和发展权的本质性问题。

在信任缺失之外，威慑需要对等。中国正在积极扩大海军、高超音速导弹和隐形战斗机，但美国认为或许在西太平洋还有压倒和打败中国的机会。这就是去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提及，今后10年是中美竞争决定性10年的原因，因为假以时日，这种优势和可能性必将丧失。

在这两种情况下，维持现状并不可能，中美关系“护栏”也不会真正存在。以台海博弈或中美日三方博弈为例，赞格尔和基尔戈建立三方危机博弈和延伸威慑的模型，突出被保护者在战略上的选择。该博弈侧重于被保护者在遇到挑战后，如果防守者不提供支持，被保护者有可能与更可靠的行为体重新结盟。这突出了在延伸威慑中“威慑与克制”困境的重要性——防守者有一定的竞争利益，即须要以强大承诺支持被保护者威慑挑战者，而不放纵被保护者鲁莽行事。但美国并不总能确保事态发展和可负担的军力平衡，中美滑向战争边缘是10年内大概率事件。

（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