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月27日刊发著名人口专家易富贤文章《中国正在凋零》，可谓振聋发聩。尤其是根据易先生的预测，如果接下来“中国很难将生育率稳定在0.8，到2050年，人口将降至10.2亿以下，到2100年将降至3.1亿。”

首先，本文不会就中国人口是否已经严重萎缩这一问题，以及是否会急速降至易先生所预计的数字持不同意见，因为背后须要对各项数据的精准分析、比较与研判，而且未来的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峻；而是想指出这不只是“中国正在凋零”，而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在“凋零”，或说几乎所有工业现代化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均呈人口凋零之势。只不过由于中国几十年奉行的高效且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一人口下滑趋势显得更触目惊心罢了。换言之，西方的人口萎缩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化发展缓慢呈现出来的，中国的人口变化则如断崖式急剧坠落。

基于此，笔者想从这一人类后工业化时代所普遍面临的危机角度，展开更广泛的思考。虽然笔者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人口问题专家，但从留德10年开始至今，持续思考这一问题也已20余年，几乎每一次德国政党间围绕如何从政策上提高生育率的争论，都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当时我就对德国政府不遗余力通过福利政策以提升人口出生率表示理解，但也提出一定的质疑，并向联邦德国总理府提出过我的建议。

福利促生育未必无效

所以，笔者想就福利促生育谈谈看法。从易文中可以清楚看到，福利制度“代价高昂且无效”，作者举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例子。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易先生所说的“福利促生育政策”就是“代价高昂且无效”，至少从日本数据来看，还是“从2005年的1.26升至2015年的1.45”。所以不能完全说“无效”，甚至不能说成是缓兵之计。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国家来说，摆在育龄年轻人面前的“福利促生育政策”，显然还是会有一定效果，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阻挡人口急剧下滑的势头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中国在2016年转向二胎政策，但出生人数仍急剧下降”“为17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局面，不能说同政府没有关系。否则人口萎缩的结果至少不会“比政府预测的时间早了九年”。毕竟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而言，生活压力尤其是在孩子教育成本面前，颇感沉重而无助。他们迫切需要政府迅速拿出一揽子“促生育政策”以舒缓焦虑，让他们敢生二胎、想生二胎。

而且，笔者对易先生“中国‘未富先老’，缺乏效仿日本的财力”的观点也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易先生在前文已经罗列过，“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4%，而美国为72%，英国为65%。20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该国GDP的四倍，而美国为1.6倍。”如果我们将这个数据分别做出一定的调整，以更有利于鼓励年轻人生育，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

此外，笔者也不完全同意易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决策者正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或年轻夫妇无力抚养两个孩子的两难境地。笔者认为，如果房地产已然是一个泡沫，迟早都会破裂，在这情况下就不是一个两难问题，毋宁是一个必须审慎且须及时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能尽早在不引起巨大阵痛的情况下，逐步通过缓解稀释而一步步缩小直至果断刺破这一泡沫，否则就会危及以中国制造业为代表的整个经济。

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面对用地及人工等成本的急速增加，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在将国内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或地区。笔者曾在多篇评论中反复指出，制造业是一国立国之本，攸关国计民生，更关乎国运之兴衰沉浮。如果制造业空心化，就不是“无力抚养两个孩子”的问题，而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到时候也必然会引起社会冲突与政局动荡。我们只须要看看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和伊朗的头巾风波，就会清醒认识到由于制造业不振所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所以笔者并不认为，“如果泡沫真的破裂，中国经济将放缓，全球将爆发金融危机”。关键要看如何审慎积极地应对这一泡沫，如果处置得当，则虽有一些阵痛，但不仅不会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甚至会全面释放中国制造业的红利，使得中国制造业继续引领世界。

笔者在游历欧美之后，始终坚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4000年的历史，但乘着这一轮全球化东风也不过刚刚开了个好头而已，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当然也有数不尽的挑战）在等着中国。近期中国传出许多利好民营经济的政策和氛围，即是如此；而这个“房地产泡沫”始终是继续改革前行中不可忽视也不可绕开的巨大障碍。

其次，笔者也不完全赞同易先生所说的中国“缺乏效仿日本的财力”以“复制日本的政策来降低育儿成本”。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人还从未享有过降低学费、生育补贴和住房补贴等任何一种福利（以日本的政策为参照），因此说这是“代价高昂且无效”，显然言之过早。进而言之，笔者也对易先生“将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到GDP的60%至70%，以提高生育率，可能会削弱政府权力”的观点，持谨慎保留态度。因为只要想象一下，当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到GDP的60%至70%”后，中国人的购买力及幸福满足感，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那时候即使出现政府权力在一些领域的“削弱”，又有什么不好呢？毕竟，人心向往之的善治的终极目的，绝不应是什么“强化政府的权力”，而毋宁是最大限度“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有序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在这一前提下，其实人口是否下滑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人口质量远胜数量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我们不应将人口多寡和国家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在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率最高的1820年（37%），恰恰是中国即将面临内忧外患，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前夜。相比而言，同时期叱咤全球的大英帝国的人口，想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率之小可以忽略不计。再例如从1980年到今天，虽然中国所占世界人口比率从22%持续下降，但在融入全球化并成功作为世界工厂影响世界方面，却得到空前的提高，以至于2007年尼尔·弗格森有“中美国”（Chimerica）的提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也提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G2模式。在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大选期间曾任奥巴马外交事务顾问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更是强调，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须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

一言以蔽之，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要远胜人口增长，而人口的质量也远胜数量。与其穷其精力却陷入到不可遏制的人口凋零的陷阱中，为何不在如何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经济以及提升人口质量方面下力气呢？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人口凋零就无关痛痒且可放任不管，不过那是另一个须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