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整治耕地种树的情况。对于在耕地种树的农民，政府要求他们尽快将树砍掉，马上复原耕种粮食。这就是所谓的“退林还耕”政策。农民之所以会于耕地种树，则与如下因素有关。

首先，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持续深化，越来越多农民在城市里获得就业机会。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所得、社会待遇远不及城镇职工。但相比于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言，城市里的工作显然不失为一份有钱途且体面的工作。农民工从城市汇回的钱款，大大改善了世代居住在农村的农民的生活。这也于无形中带动了更多农民，放弃务农而选择外出打工。

随着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弱病残，很多土地都无人耕种。这一趋势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全国大约有3亿农民在外打工。尽管没有占到全部农村人口的一半，但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几乎全在城市里面。很多山村除了几个老人之外，几乎就没有年轻人，甚至连孩子都跟随父母去城里上学。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把家从山上搬到山下，从农村搬到城镇，直接造成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农民选择将肥沃的耕地，种上不必费太多精力耕种的经济林木。

其次是，有些农民为了响应“返乡创业”的号召，回到农村，将自家的耕地都栽种了果树。这些新农人通过种植果树，增加了收益。于是，看到很多人种果树挣钱了，跟风的人都开始毁掉耕地，种上果树。就比如这几年很火的“阳光玫瑰”葡萄，很多农民因为阳光玫瑰葡萄挣到了大钱，于是更多农民纷纷跟进。

但随着近年来国际经贸摩擦不断，粮食成为贸易战博弈的重要对象。2020年冠病疫情的暴发和俄乌战争加剧，无不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给国际粮食贸易蒙上阴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作为重要议题，再次摆到中国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粮食为纲的认知下，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也就成了题中之意。盖因在传统观念里，是土地在生产粮食，耕地自然也就成了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决策者得出“要想保障国人粮食安全，就必须坚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也就可理解。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土地的减少，意味着粮食产出必然减少。如果农民把这些耕地，都种成除粮食以外的其他作物，虽说农民确实增收了，但是中国的口粮却危险了。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近年来河南、内蒙古、山东等地，已经在积极推进“退林还耕”政策。

但对于这一观点，本人却持不同看法，诚如我在2013年1月出版的《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所写：“我们也承认土地之于粮食的安全意义重大，每一寸土地的流失，都意味着我们的粮食存在空间的被压缩。但这种眼光显然是静态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土地在生产粮食，而是市场在供应粮食。如果市场信号告诉他，生产粮食有利可图，那么他们会创造性地搞出很多的技术和方法，来为我们的市场供应我们需要的粮食。技术的创新，比如像袁隆平（编按：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的伟大创新，本身是可以抵消土地的部分减少的。而土地本身又具有可再造性，比如在一块20公顷的土地上，我们盖一座高12层的大楼，而这12层楼，我们抛开柱桩结构的占地面积，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至少11层楼的可种植面积的，这也就意味着在20公顷的土地上，我们凭‘空’能够多出200公顷的土地。”

事实上，在中国已经有人在相关领域实践了本人当年的理论。2022年8月1日，《南方日报》的子报《南方周末》曾报道过一则有关高楼养猪的消息。报道写道：“湖北鄂州，一栋26层高的大楼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再过一个月，这里将住进数十万头活猪，成为中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楼房猪场，高度刷新世界之最。”

第一家大规模建设楼房猪场的中国企业，则非广西的扬翔股份莫属。该公司曾冲刺中国的主板首次公开售股（IPO），招股书披露，2017年它便建成高层楼房养猪场，2018年投入使用。路透社探访后称其为“养猪酒店”，是当时“世界最高养猪场”。

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此前扬翔股份和其他猪企一样，猪场采用平层架构，万头规模的猪场一般占地约200多亩。如果想建容纳3万头猪的大型猪场，需要近千亩地。但碍于广西山多地少，实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地方。为了解决土地不足问题，他们只好向上建楼，向天空要土地。于是，扬翔股份在广西贵港的亚计山里，建起了四栋楼房猪场，9层和11层各两栋，可容纳3万头母猪。一栋楼房占地只有十几亩。

是的，我的理论和中国企业楼房养猪的实践均已证实，土地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相关从业人员能否从中看到市场的信号，能不能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当市场信号告诉人们，种粮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像广西扬翔一样，去创造性地向高空（当然，也可以向河流、湖泊乃至海洋）要地，为市场供应我们需要的粮食。这也再次证实，不是土地生产农产品，而是市场在供应农产品。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