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populism）成了上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的一个焦点，而且很罕见的，在最后一天辩论中，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竟同意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观点，即大家都应向民粹主义说不。显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承认自己在走民粹主义路线，我们也只能听其言，观其行。

但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在国会辩论的语境里，民粹主义显然是不好的，也不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遭到一致否定。追根溯源的话，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就现在一般新闻媒体上的用法来说，民粹主义指的是政客利用一些课题煽动民众情绪，反执政者（体制）、反精英阶层，从而达到捞取选票的目的。因此，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等，都属民粹主义政客。

新加坡国会日前辩论的民粹主义指的又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很直接，就是指一些政客为了争取选票提出各种讨好选民、哗众取宠的主张，如免费教育、医疗之类。这回，黄循财给了自己的明确定义。他说：“民粹是压制真相、掩盖真相、陷入后真相（post-truth），以及为政治利益而扭曲事实的政治。它伪称复杂的课题有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民粹主义在新加坡生根，推行民粹政策的政党或许能得到一些短期的好处，但长远而言将对新加坡和新加坡人造成巨大伤害。”

他接着说：“就政府而言，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民粹主义，在制定政策时坚守诚实和廉正。如果政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我们期待反对党指出来。请这么做。你们必须这么做。我们期待你们这么做。相反的，如果反对党提出我们认为是民粹的想法和政策，我们同样会指出和强调我们的关切，理应如此。我希望这是我们就如何推动新加坡政治和民主发展的共识。”毕丹星随即表示认同。这是一个“观其行”的重要参照点。

其实，黄循财在第一天的辩论中就已表达了这样的期许。他期待在此次辩论和本届政府余下的任期中，听到反对党提出实在的替代政策方案，而不是投机取巧或民粹的想法，一点一点地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理应是提出一个替代政府的严谨的替代方针。

所谓一点一点地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切香肠。政治上这是很厉害的做法，因为它操作的是灰色地带。你不容易给它套上民粹的帽子。比如，你说政府只应动用一半的储备金净投资回报贡献，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动用60%？这是不是民粹可以争论，但肯定是在切香肠，也很容易获得选民的欢心。又如，你说非得调高消费税不可，他则说，为什么不调高富人税、公司税等等？这也能博得一些选民的欢心。

最要命的是，如今有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切香肠的做法更具杀伤力。因为，一个人就可以形成一支网军，为各种反对的声音鼓噪。但对黄循财的直攻，毕丹星其实并没有接招，而是采取了暂避其锋的做法，坦言现阶段工人党成就不了替代政府，它的中期目标是在国会里拥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在冷眼旁观者看来，这等于说：现在我们不必提出什么替代方案，反正我们还做不了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黄循财和毕丹星过招，还提及另一个当今民主政治极其突出的问题：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民主都走上了民意分化和两极化的歧路。看一看这些国家，民粹主义已经生根，对这些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这方面，美国可说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多年来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四处征讨的美国，现在是民主政治最糟糕的反面示范。

政党政治一般来说，最终都难免走上这样的末路，即连以色列也不例外。少了外部威胁，内斗立即恶化，政党间（以及它们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很快就浮上台面。当年立国时的以色列可谓四面楚歌，加上有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支撑，因此表现团结，枪口对外。但如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威胁”已经消退了（除开伊朗），各政党的争斗也空前激烈。比例代表制更加剧了大小政党割据和政治碎片化的情况。

因此，新加坡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两大问题。一是政党政治难以回避的发展趋势问题，另一就是与此相关的民粹主义问题。一党（行动党）主导向来是新加坡政治的优势。但随着老一代选民的逐渐消失，这种情况必会逐渐转变。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则会加快转变的进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更多元的声音和意见，并认为国会里应有更多的辩论，只有这样才能制衡政府和产生更好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也会觉得，更多的政党竞争能产生更好的治国人才，或者在行动党有朝一日变坏时，能有一个后备轮替。

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理论上正确而已。每一场政治辩论几乎都是以各持己见暂时落幕；政党激烈竞争的结果往往出现民粹主义政客。总的结果则是党派对立（若是两党势均力敌的话），社会分化。欧美各国如此，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也是如此。政治辩论可以似是而非，让一般选民头脑混乱，无所适从，最后是靠对政党的忠诚投票，胜出的往往是最懂得操纵民众情绪的政党和政客，而不是最有能力治国的人选。这里不是要否定竞争，而只是要指出，政党政治必然形成政治恶斗，政治恶斗就会出现上述的结果。

新加坡出现行动党和一批能干的建国元老，那是历史的偶然，不是必然。随着建国时期的危机感逐渐消退，以及老一代曾经过苦日子的选民逐渐退场，在相对安逸和稳定中成长的新“新加坡人”，必然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逐渐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欲求。要求人们为后代和长远着想，抑制和延迟满足眼前的欲望，将会越来越难。其实这是人的本性，不然朝代和国家也就不会有盛衰的轮回了。

因此，孟子有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016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科幻小说里的主角，也说出了一番现在在网络上经常被引用的话：艰难的时世造就了坚强的人，坚强的人造就了安逸的日子，安逸的日子造就了软弱的人，软弱的人造就了艰难的时世。未来一代又一代的新“新加坡人”，是否能超脱盛衰轮回的“规律”，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答的问题。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