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则祝贺中国近期成功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和解。显然，3月10日，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相互妥协，达成的历史性和解协议，受到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也凸显了几分讲包容、求双赢、“和为贵”的东方智慧。

沙伊两国包括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外长同意举行会晤、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的协议，其实就在协议签署的哪怕是前一天，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真有此事。

德黑兰与利雅德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加之围绕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长期竞争，使劝促双方妥协和解的可能近乎天方夜谭；就算只能让彼此避免动刀动枪，也算是了不得的大事。

有意思的是，天方夜谭成真、办不成的事居然办成了。有媒体甚至预测，受到沙伊双方各自支持的也门武装派别冲突，也现出停火的曙光。显然，矛盾双方的妥协，是当事方互谅互让的结果，而从矛盾最终化解的结局上看，通常是双赢。

如此亮眼的谋和、妥协势头，当然会引发议论。不过，在人类安稳大局前提下的求和与妥协，告诉世人的是：国际范围的秩序和国家间的相处之道，除了以一决胜负为目的的硬扛之外，虑及共同利益的和平相处，也是可行的选择。对比动辄以强权恫吓甚至武力胁迫，使一方签下城下之盟的结局，求和、妥协意义上获得的双赢结局，恐怕更能体现人类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品格。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以历史性的妥协，消弭了古巴导弹危机，避免一触即发的核战爆发。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与美国领导人妥协解决问题的态度，挽救了中美关系大局，体现的都是政治家的气度与境界。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界河，化干戈为玉帛，比起把人类逼近战争边缘，总是会赢得多数人支持的。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中的“退一步”，显然是换取“海阔天空”的前提。计较一时的得失和顾忌个人的颜面或虚荣，失去的既是稍纵即逝的和平机遇，日后的历史记载也会是负面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关切和利益。以妥协为由，让一个国家或政治家放弃难以放弃的利益，说出来就是笑话。

中国思想家胡适一直对英国评论家、作家约翰·莫雷（John Morley）早期代表作《论妥协》赞许有加。胡适把《论妥协》视为西方经典名著推荐给中国读者。在莫雷看来，妥协区分为合理与非合理两种，讲明了什么是应该的妥协与不应该的妥协、国家间关系的处置以及真正的政治家作为。莫雷把那种强迫别人放弃自己难以放弃的利益的妥协，称为“vicious compromise”（邪恶的妥协）。换言之，“邪恶的妥协”是不被允许的妥协，因为那会妨害社会正义与发展。比如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侵略行径，九一一事件背后奥萨马穷凶极恶的恐怖行为等，不仅道义上不可妥协，事实上妥协也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有意思的是，莫雷在否认“邪恶的妥协”时特别强调，不妥协不等同于不容忍。在他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妥协只是不牺牲自己的原则与坚持，但并不意味着强制别人作出这种牺牲。所以，在美国政治学者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的定义中，妥协是有原则的审慎（适应形势调整原则）以及相互尊重。

显而易见，当“妥协”与“相互尊重”的内涵叠加于一体时，“妥协”所体现的，就不是一方逼迫另一方的“就范”，而是靠双方的互谅达致双赢。后者既是一种现实需要，更是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品格、胸襟与智慧。妥协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妥协，就没有双赢与共赢，世界就会陷入某种非战即降、非此即彼的恶性循环中。

沙伊和解肯定是开了个好头，也为消弭包括俄乌在内的国际性冲突，提供了新的选择。

处理矛盾与争执，东方习惯的辩证思维智慧，历来强于西方恪守的二分法信条。东方的文化既讲法理，又讲“天道”，笃信“和为贵”，是情与法的统一体。即便对某些难以妥协的矛盾与争端，也会以妥协之心，取妥协之径，先慢慢谈，尽量找彼此的共同点。比如可以先搁置争议，在无争议的问题上先合作。就算在杂乱如麻的争议中始终理不出头绪，还能选择让时间来缓解。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大大小小的国家和五颜六色的政治家，在面对多种多样的矛盾与争端时，与其表现非此即彼的傲慢，不如选择求同存异的智慧。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计，多尝试几番互谅妥协的努力，肯定比把问题交给冲突、战争，甚至核战争去解决要好得多。

作者是中国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