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会指出，构建新的社会契约需要在五大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一是改变对技能的态度；二是重新诠释成功的定义；三是改变社会援助的方式；四是改变关怀年长者的方式；五是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责任。

这是第四代领袖的新加坡愿景，主旋律是动员全民扶持及提升弱势群体，以打造包容社会。不过，他强调，政府不会走向西方的全民福利制度，也不会加重全民的税务负担，而是通过加速转型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获取包容社会所需的经济资源。

黄循财坦言，随着劳动队伍增长放缓，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会逐渐下跌，但确保增长仍然是必要的。经济大饼若不扩大，工作岗位会越少，提供社会援助的空间也会缩小。他说：“本届政府必须支持、也会一直支持经济增长和打造包容社会。”

缔造包容社会需要庞大的经济资源。然而，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提高了滞涨的风险。新加坡第一季的经济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萎缩0.1%，如果第二季延续下行趋势，新加坡将陷入技术性的经济衰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以及淡马锡控股的投资收益，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它们双双警惕，全球进入了低收益的投资环境。

另一方面，社会开支则急速增加，压缩了政府的财政空间。财政部指出，政府的年度开支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18%，预计在2026至2030财政年期间，将提高到约19%至20%，并可能在2030财政年超过20%。医疗、提升低薪员工和加强学前教育等社会开支攀升，是政府开支增加的主要因素。

在财政空间压缩的情况下，缔造包容社会必须有节有度，避免在不知不觉中滑向福利制度的斜坡或陷入民粹主义的漩涡。否则，寅吃卯粮，最终为这后果买单的是全体国人，包括弱势群体。

政府不实行一刀切的最低工资制度，而是分不同行业采取渐进式薪金模式，分阶段逐步提升低薪员工的工资。这反映了政府在缔造包容社会时采取了谨慎及循序渐进的做法。然而，渐进式薪金模式旨在提高低薪员工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与生产力挂钩。当生产力增长低于工资上涨的速度时，工资成本上升自然要反映在物品与服务价格上。

工资成本普遍上升推高了企业的营运成本，也影响企业竞争力，尤其是中小企业。此外，输入型通胀、绿色经济转型以及法定税收增加，都推高了生活费，使中下阶层的国人备感焦虑。虽然整体通胀率仍然处于个位数，但小贩中心与咖啡店的食物价格增长率已呈双位数。食物与日常用品的价格上涨，对低收入阶层的冲击最大。这将加大政府扶持低收入阶层所需的资源与成本。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推行经济转型，大幅度提高工资以淘汰劳工密集型行业。由于工资急速上涨，又恰逢全球需求疲软，导致新加坡在1985年陷入独立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当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削减雇主公积金缴交率15个百分点，并推行灵活工资制，企业与受薪阶层都作出了痛苦的调适。

全球贫富悬殊以及社会流动停滞，壮大了扶持弱势群体的呼声与诉求。缔造包容社会以确保社会稳定，乃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也须避免矫枉过正，陷入误把平均当作公平的认知盲点。缓解贫富差距应当从提升贫弱者的生活能力入手。在缔造包容社会之际，有必要回归本源，确保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撑。否则，民粹主义劫持了包容社会的议程，势必加剧社会的分化，并拖垮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