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星期来，TikTok总裁周受资的名字还一直是网络上、媒体上和咖啡店的热点话题。

我从两年前开始注意到他的名字，一直到他受邀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听证会，看他的“现场表现”，才发觉他没有使用洋名。从这一点来看，他很“不新加坡”。

他的英文姓名是汉语拼音和方言双结合，Shou Zi Chew，像“双拼月饼”的馅既有莲蓉又有豆沙，这一点就“非常新加坡”。Chew，显然是福建话或是潮州话的发音，而Shou Zi则是汉语拼音无疑。“80后”的新加坡华族子弟，如此“非常新加坡”的名字很普遍，没有在本地网民中引起任何议论。

在听证会上，他自称Shou Chew，省略了一个Zi，也许是他在英、美大学读书和工作时惯用的名字，很显然是对西方人更加方便的一个称呼。

他不像大多数年轻一代新加坡人一样采用一个教名或洋名，这对周的个人作风是另一种无声的说明，这一点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不少网民却对他的英语口音感到兴趣，就因为他的英语讲得太好听，太标准。一些中国网民因他的英语不像新加坡人的口音，而质疑他真正的身份，甚至以为他是中国“内地人”。

他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并没有让我觉得惊奇，看看他的资历就知道。他200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获经济学本科学位，曾加入高盛银行，两年后赴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他说得一口流利标准英语是理所当然，无须大惊小怪。

建国总理李光耀讲得一口不造作不卖弄的完美英语，他反对模仿美式英语或是牛津英语。 1950年从英国读书回来进入法律界时，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弃祖父为他取的洋名Harry，还坚持把Lee冠于名字之前，在洋人面前，他始终是Lee Kuan Yew，不是Kuan Yew Lee。当时，本地英文报章上还偶尔称他Harry，他很不爽快。他也没为三个孩子取洋名，所以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没有洋名。

李光耀的接班人吴作栋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是名华文教师，一家数口住在殖民地时期的二房式公屋，他没有洋名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领导海皇轮船公司时，奔走于国际商场，他也没有为了方便而使用一个洋名。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若顺利接班，则新加坡将迎来第一个用洋名的总理。

新加坡是个多元社会，开放型的经济，领导人必须自在地驰骋于国际外交。李光耀更在乎的是领导者的沟通能力，英语能力是关键因素。

李光耀曾经公开批评接班人吴作栋的沟通能力，在《高难任务》（Tall Order）这本个人访谈录里，吴作栋回忆起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坦言李光耀在198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论坛上批评他在大场合的演讲像“木头”，并说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一番话，令他受伤很重，当时的国会同僚也为他叫屈。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祖籍福建永春的他自小说福建话，一口浓厚新加坡口音的英语，却成为他作为接班人的有利条件，因为这拉近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减轻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高傲”形象，因为他长得出奇地高。

李光耀1960年代经常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都能轻松自若地应付。他在竞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电视镜头，现在借互联网之力，经常在网上“重播”，让更多未经过那个年代的国人，也能一睹李光耀当年慷慨激昂的演讲雄姿。即使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若不是拜今天智能手机之功，当年的往事也只能是淡淡的记忆。

在李光耀的时代，国会同僚中却有几位“为政不在多言”的实干将才，如吴庆瑞、林金山、韩瑞生等。

在资信科技发达的今天，为政者都必须具有宣导政策、解释复杂思维的沟通能力，善言而慎言是时代要求。

周受资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美国议员，表现可圈可点，颇有当年李光耀靠流利英语“以夷制夷”的风采。如果他有一天回来新加坡从政，难免要与咖啡店民众沟通。咖啡店可不是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周的英语自然而然会不一样，中国网民不必再怀疑他体内的新加坡成分。

网上近日流传一段周在小米服务期间，用华语的内部讲话。他的华语也是很中国大陆式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不同的受众。从小在新加坡教育环境和华语运动时代下长大的周，他的华语听不出“乡音”正是一种新加坡身份特征。

在中国称为“普通话”的华语原本就是源自元、明、清三朝的北方官话，跟福建、广东的方言有很大的区别。广东人学“官话”最难，因此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官话”之说。闽南话没有清唇齿擦音的f发音，所以，老一代人会把咖啡说成“咖灰”。

在双语教育下成材的人，自小把舌头练得灵活，需要时可以调整音调，在美国人面前讲标准英语，对中国人讲大家都听得懂的“官话”，这是新加坡人的优势；只可惜现在越来越多华族家庭不加以珍惜，好像要自废武功的样子。

话说回来，只要让周受资制作一段短视频，来一小段Singlish以飨本地支持者，并向本地TikTok用户报平安，随即就能解开他的口音之谜。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