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

走过起伏不安的2022年，人们以为可以正常生活工作了，然而展望新的一年，却发现《金融时报》描述2022年的年度词汇：多重危机（Polycrisis），用来形容今年仍非常适合。刚刚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出版《全球风险报告2023》，指出新的一年是多重危机之年，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相互依存和相互损害。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名誉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则认为，人类进入了须要应对超级威胁（MegaThreats）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预期呢？摆在面前的有经济危机、联合国指出的三重星球危机（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环境危机），还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和社会冲击，人类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裂，以及人的精神危机等多方面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和现在一样多的逆流。”

在诸多危机中，经济还是人们最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7%，世界银行预测1.7%，为1993年以来除2009年和2020年衰退外的最低增速。一般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增长低于3%，就意味着全球处于衰退边缘。世界经济出现了几十年不曾有过的衰退，是不是各国政府采用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能应对？如果不对造成危机的原因深入思考，做出结构性调整，走出危机可能比较困难。

目前全球经济与过去有较大不同，因为很多发达经济体，一方面通货膨胀较高，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很高。全球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200%上升到2021年的350%。在美国，这一比率为420%，高于大萧条时期和二战后。这样的情况，要遏制通胀，央行须要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但这不但会使经济增长受限，还会使有较高债务率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存在违约风险。因此，政府再想动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已经空间不大了。

那么，人们只能坐以待毙吗？这不是我的意思，但要对今天这局面作深刻反思。

清除市场中不合格经济主体

首先是对不停追求经济增长的迷思。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这是其本质决定的。经济通过增长及衰退，改变不合理或者不适应发展的经济结构，清除市场中不合格的经济主体，让经济重焕生机。但现在各国政府似乎把过去几十年的增长视为常态，经济一下行就大惊小怪，要出手调控。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经济理念：人类是不是一直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这是常识，但过去200多年的经济总体增长，却被人类视为必然。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提出工业革命后的250年，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期，有可能会被证明是史上停滞规则的一个例外。他指出，技术进步的速度已急剧放慢，尽管世界各国拼命要保持在高增长水平，然而，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常态。经济是不是又进入萨默斯说的长期停滞期（Secular stagnation）？这须要深入研究，就像一个人已经度过青少年生长期，进入中老年，但你非让他增长，这是理性的做法吗？

其次，对经济发生衰退或危机，要有更深刻的认识，不是简单地去搞反周期的经济调控。要认清为什么会发生危机，才能更好地应对。201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主编了一本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就是要思考造成经济危机的机制。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史上两次重大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大衰退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技术创新引起繁荣，重大的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大解放，这不但改变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风险必然加大。重大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因此，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经济是技术创新驱动的，而面对经济危机时，还要从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方面去分析。

过去20年是史上少有的几次工业革命交叉、叠加期。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引发的信息经济重构了经济版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推动数码经济使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而光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并与智能化技术耦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使传统经济向低碳化和绿色化转型。因此，特别须要研究与经济紧密关联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和文化制度，是否有不适应技术创新的方面，有没有随技术创新而变革，并做出相应的改变，这样才能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更深的认识，并根据新情况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另外，对于政府干预经济不能走向极端。尽管上世纪有信奉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市场自由决定论的哈耶克之争，但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一定干预是必要的。然而，过去这些年在经济理论和政府经济政策上，也出现不少脱离常识的东西。

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就是政府债务可以无限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不断鼓吹政府发行债务的所谓红线是不存在的，日本债务水平早就超过其GDP的200%都没有问题。而在金融政策方面，在特殊的经济危机时刻采用大量印钱的量化宽松可以理解，甚至还有无上限的量化宽松。但长时间使用这样特殊的政策，后遗症是非常大的。极端的财政政策也好、金融政策也罢，都不是万能的，不能用来推动经济发展。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国家政府，及很多国家央行，极端迷信宏观调控政策，甚至搞出更为极端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即政府可以不必理会赤字去花钱，因为可以通过央行埋单来还。换一个角度说，现在一些人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是调控市场的强有力的手。

反思不合理政策进行结构改革

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等的发展，传统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对多数过去的常识与理论已不再看重。

经济病了，不通过让市场淘汰不合格的经济主体和产业，而是政府像打激素一样以各种政策来救助，这会导致市场的病原体得不到清除，很多僵尸企业继续生存。同时，很多金融和财政政策不能公平分配到市场主体或个人，又导致对市场的扭曲，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股市、房市推高资产价格，产生新的风险，拉大本已过大的收入差距。

面对经济暗淡的前景，如果不对新的动力与机制深入研究，反思不合理政策导致的问题，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还是沿着老路偏执前行，能应对好面前的经济衰退或危机吗？不对经济的根本理念正本清源，人类还会受到更大威胁。

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