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

读《联合早报》文章《第一代英国华人移民为何沉默？》（1月10日言论版），仿佛又听到那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令我辈深感惭愧。惭愧的同时，也特别想要思考一个问题：沉默，或者说不生气、不愤怒是否也是一种权利，我们是否可以不愤怒？

不光英国的华人移民不愿意谈论政治，作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我们的班级群里，近10几年来，也几乎从未谈论过政治问题。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是一件自豪的事情，但究其原因，可能有现实考虑，有些微信群因为讨论政治问题而被迫解散。更深刻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一种尊重。很清楚的是，在一个大的群里，有现有体制的拥护者，也有坚定的反对者，如果大家都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同学情谊。在很多人看来，个人之间的情谊，远比那些看起来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得重要。更何况，东方的文化，历来主张一种温存与宽容。

虽然在很多公开场合，大家都不愿意或者不能批评政府，但他们私下里其实都批评了不少。这些私下里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一种公议，影响政策走向。这么多年来，我的一个深刻感受是，中国人一方面喜欢批评政府，批评体制，同时又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那些平时喜欢批评自己国家的普通中国人，很多到了国外之后都变得异常爱国，这恐怕就是家国情怀在作祟。

在公开场合对政治的谨慎，可能源于历史上那些泛政治化所带来的恐惧，中国人曾深受其害。在北宋，苏轼可以不因为文字狱而坐牢，虽然他个人怕得要命，但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太会允许一个士大夫因为批评政府就坐牢。到了清代，文字狱就上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到文化大革命，任何个人的言论都可能被无限政治化，无限上纲上线，那真是一种人间悲剧。中国人对这种泛政治化的反对，并不只是反对执政者，更是主张一种政治上的宽容。既然讨厌无限上纲上线，就应该允许一个人既有愤怒的权利，也有不愤怒的权利，不要去责怪那些不愤怒的人。

民主自由并不意味着一种傲慢，不愤怒也是一种权利。有相信民主自由的人，也有相信集体主义的人。有的人把民主自由当作一种信念，终其一生批评体制，这值得尊重；有的人相信一辈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集体对国家做任何有害的事，这也值得尊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继续高举民主自由旗帜，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把任何事情都简单归结为一种制度或体制的错，我认为也是一种武断或者说冒进。借此上升到对沉默大多数的批评，更是有些莫名其妙。

我特别欣赏大学时一位老教授的态度。他深受文革之害，对现有体制有自己的看法，对民主自由也有着个人的向往。但授课过程中，或者在私下里，他几乎从来不简单地抨击体制，即使在20几年前，言论相对宽松的年代，也是如此。

他更多呼唤的是最基本的人性，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学生的要求，他曾举过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他说，如果你是那个被安排去强拆的人，当铲车启动那一刻，只要你不下令让铲子铲下去，那就可以了。

偶然看到一道选择题，讲的是苏格拉底之死，四个选项分别是：A、体现了大众对知识精英的迫害；B、说明在雅典个人自由是从属于城邦利益的；C、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D、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本人的选择。

我希望有一天，这道题不再有标准答案；有一天，我们只关心一件事：为什么苏格拉底会死，是否可以不死？

作者是中国山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