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新闻网

作者：辛翠玲

如何应对政治，对多数企业来说，乃敏感且不易的挑战。尤其后全球化时代，企业面对的政治风险，更不可测。长期以来，台湾企业对于政治风险，或忽略、或闪避、或低调以对；直到近年，剧变的全球化大环境致使不少企业受波及之余，也对于政治风险越来越有感。然而，政治风险是什么？又有哪些可注意的问题？

若根据多数教科书，大凡肇因于政治矛盾、权力冲突等政治不稳定问题而影响企业经营与获利预期者，皆可称为政治风险。然而，实际上政治风险不仅构成各异，且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从导因于投资所在国的政经社会等问题，到大国角力，以及随后引发的地缘政治，政治风险此一概念里，涵盖诸多情境。就此，按风险属性与企业可能采取的管理操作方式，将之再区分为下列类别：

一、行政型政治风险：此类风险主要与地主国的政府治理、行政清廉度有关。常见地主国税务、海关、工安、消防等执行层面干预外资的经营，甚至寻租式的索贿，即为此例。台湾企业于后进国家投资时，不乏面临此类政治风险的经验；而厂商则常透过人脉经营，以抵销其负面影响。

二、政策型政治风险：此类风险常出现于地主国政府的政策不可测、立场改变，地主国因此不履行其对外来企业的保证时。政策型风险虽未必能被精准预测，但多半有迹可循。厂商除了保持政策敏感度，模拟评估因应之外，可透过有利资讯的发布做为利基与和地主国政府互动的筹码；另亦可及早建立利益共享群体为保护伞，例如布局在地供应链、往来银行、合资厂商等以对冲风险。

三、结构型政治风险：各国皆有不可轻易触碰的伤痕或印记。可能与其国族叙事、民族身份、历史创伤有关，也可能与其长久的社会、阶级、地域、族群分歧等有关。此类课题常连结到强烈的集体情感，属于深层的、结构性政治问题。做为外来者，企业甚难透过操作和管理方式来应对此类风险，而需避免踩雷。一旦误触禁忌，即时道歉、尽力补偿，以表诚意的重要性可能不下于诉诸法律、据理力争。例如，六年多前台塑越钢厂事件看似污染案，实则触及结构风险。

四、国际政治风险：此类风险或起因于地主国的外交摩擦、军事冲突、社会动荡；或其于大国角力、地缘政治冲突中的角色地位。历来不乏因此类风险而使企业蒙受灾祸的前例：举凡数年前中越南中国海主权纷争，引爆越南排华潮而波及在越台商；俄乌战争后，诸多西方企业被迫退出俄罗斯；台积电在美国与台湾政府政治压力下，前往美国建厂等。形势比人强，此时企业多半选择顺势，消极者减少损失，保守者分散风险，积极者则力求在新局中化危机为转机。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现实状况里，政治风险未必是单一类别，而可能复合多种类别属性，此时需进一步辨识主导类别为何。第二、每一种风险类别的因应概念与重点不同。倘若类别掌握有误，例如，错把结构型风险视为行政型或政策型，则徒然耗损企业成本。第三、近来新的政治风险复杂度又大幅提高，特别是涉及结构型与地缘政治型风险的高度敏感海外投资案例，在掌握市场之余，更需关注整体政治情势。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