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叶德豪

任何事态的发展也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作为某个时代结束的时刻。一个时代什么时候结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诠释。尽管如此，当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想寻找“后冷战时代”在哪一个时间点上结束，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下令进军乌克兰相信将会是一个甚佳的选择。

在过去几年“中美竞争”“全球多极化”“新冷战”之类的热烈讨论之中，没有人会愚蠢到看不见美国独大的后冷战时代正走向衰亡。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事件比俄乌战争及其局势发展更能突显所谓“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的终结。

西方对俄团结的另一面

从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出师无名与不仁不义，到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上台后的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以至2021年在拜登（Joe Biden）主持下的阿富汗撤军溃退乱局，都有论者将这些事件当成后冷战时代、美利坚和平的终结之时。虽然这些事件的发展，若非依旧由美国占主动，就是地缘影响有限，但它们都指向美国独大地位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本身不是必然的，但以在某些前提之下——例如中国国力长期增长的趋势——却似乎有必然的走向。）

俄乌战争的爆发更是一举击碎了美利坚和平的镜像。

不少西方观察者的看法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在特朗普严重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北约被质疑“脑死亡”、拜登阿富汗撤军大乱之后，人们原以为对俄对乌各有相异利益考虑的西方国家将会在普京的强势进军之下四分五裂，不能摆出相对团结的战线，但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战争至今已踏入第11个月，但美欧之间与欧洲内部尽管有着不少分歧，却依然能团结起来支援乌克兰，甚至让乌克兰多次占得战场优势。因此，在不少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兴论领袖眼中，2022年是西方重新站了起来的一年。

这种观察当然没有错。但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美国领导的北约以至整个广义的西方世界“重新站起来”之后，俄罗斯依然抵得住他们史无前例的制裁，而占全球大多人口的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没有站队美国和西方。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已经证明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力已不足以驾驭全球大局。即使俄乌战争最终以对西方较为有利的方式停罢，也改变不了这一个事实。

而美国以至西方霸权的消逝最终由俄乌战争全面揭破，也是让人意外的。

谁是多极世界的“极”？

俄乌战争之前有关“后冷战时代”之类的世界大局讨论，往往集中在中美之间的竞逐。任何相信美利坚和平的西方“一强”时代果真存在过的人，都会认为能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的将会是中国。然而，最终颇为明确地为后冷战时代划上句号的，却是一度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视为“1980年代”的过时威胁、被已故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形容为“扮成国家的加油站”的俄罗斯。这也许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

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往往紧扣着“中美G2”“世界多极化”之类的讨论。当中的主角，除了中、美之外，还有欧洲。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世界多极化就是“国际关系格局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向两个以上的实力相当国家或国家集团组成力量中心转化的趋势”。显然地，如果照着这个定义来看，人们对于后“后冷战时代”所谓“力量中心”的想像大概是以冷战时代的美国或苏联（“一、两个超级大国”）作为蓝本，而将多极世界理念化为世界出现由不同国家或地区国家组织扮演的好几个美国或苏联一般。

在这个想像之中，这些“力量中心”凭着自身的绝对实力在不同地域和国际事务之上互相制约又互相依赖，而他们之间的互动则决定了世界大局的走向——只有他们能掌握改变国际政治局面的主动权。

然而，如果我们以俄乌战争及其随后发展为基础去想像多极世界的话，多极世界的“极”不一定是绝对实力最强的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国家组织，而是能利用这些强权互相制冲之势而图利的中型甚至小型国家——这些国家也许才是“多极世界”的有效行动者。

俄乌战争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为得意的大概是土耳其。把握着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这个黑海入口，土耳其注定了要在俄乌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土耳其禁止了不以黑海港口为母港的军舰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减弱了俄国在黑海的海军优势，更向乌克兰输出无人机，尽了一些北约成员的责任，也打击了俄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另一方面，土耳其却没有跟随其北约“盟友”制裁俄罗斯，反而对俄国资金（无论亲普京与否）无任欢迎，大手买入廉价俄国能源，也充当俄国进口外国商品的渠道，并利用其北约成员地位对于瑞典、芬兰入盟的否决权，不断向两国和美国讨好处。

同时，土耳其也跟联合国合作，促成了俄乌双方的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使俄乌战争不至于严重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在西方与俄罗斯于乌克兰的局部较量势均力敌之际，大家都有求于土耳其，反而使土耳其成为了这场战争对立各方以外最有效的行动者。

俄罗斯针对西方的能源战，也大大加强了美国传统盟友沙特对于美国的叫价能力。透过对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减产决定的控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迫得上任以来因人权价值坚持而声言要“放逐”沙特的拜登不得不亲到沙特“负荆请罪”求石油。而在穆罕默德疑似背信减产，甚至邀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盛大国事访问之际，拜登官方却对他束手无策。

相较于土耳其，沙特的行动固然是政治大于实际，却无疑在美沙关系之中夺得了主动权。试问若非有此刻多强互相掣肘的国际格局，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何能将拜登玩弄于鼓掌之中？

近年，印度早就一直乘中美对抗之机，将自己变成了西方企业转移产业链的一大潜在得益者，也透过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尝试加强自身的国防实力。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美对抗依然是印度的筹码，使其能迅速变成廉价俄国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同时几乎避免了任何来自西方的反制和批评。在本年的G20共同声明之中，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更主导了其有关俄乌战争的用词，俨如世界芸芸强国之中的领袖一般。

除了上述这些中型国家或人口大国之外，一些小国也在俄乌战争造就的多方对立之中寻得自身的地缘主动权，阿塞拜疆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显代表。在俄罗斯无力兼顾理论上受其保护的亚美尼亚，欧洲也需以阿塞拜疆天然气局部取代俄气之际，阿塞拜疆本年以来已多次向亚美尼亚就双方争议的纳卡地区（Nagorno-Karabakh）施压，9月双方短暂交战造成近300人死，如今阿塞拜疆更疑在俄国维和部队的默许下对纳亚地区的12万亚美尼亚人进行了超过20日的封锁。从亚美尼亚四处张望求助无门的情况来看，最终阿塞拜疆达成其全面收复纳卡地区的机会并不低。

退一步而言，经济规模大概只等于一个意大利的俄罗斯，之所以敢发动对乌战争，并坚持至今，本身有中美两强对峙的考虑存在。虽然俄国有其核武库作为最终威吓，但如果俄罗斯经济上不能背靠中国、不能背靠普京看准了会在广义的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一场如此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根本上是一个国际政治上的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后冷战时代结束的必然最终由“无望登极”的俄罗斯揭破，并不是一种偶然。

展望2023年，在俄乌战争、中美对抗的形势持续之下，这些在绝对实力上不能位居前列，却能利用强国互相制衡的形势而抢占主动权的国家，可预见将继续扮演更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

如果多极世界的“极”是多极世界的主角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换一个角度，将目光放到这些在强国之间能游刃有余的国家。也许在多极世界之下能带来国际政治变局的是他们，而非互相针对、互相掣肘的强国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