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农

特朗普执政期间，联邦调查局禁止很多申请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入境，司法部说连串反间谍调查，导致超过1000名在美国的访问研究人员，因与中国军方有关而要离开美国。去年拜登上台后，司法部决定不起诉五名被指隐瞒与解放军有关联或背景的中国研究人员。今年2月，拜登政府终结了特朗普政府在司法部成立的对华反情报计划——“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究竟近30年来，美国针对涉华间谍活动的趋势如何？本文结合美国智库报告和个案研究，探讨一些发展脉络。

非传统间谍成趋势

特朗普政府的“中国倡议”主要针对在大学、实验室和国防研究所内“非传统搜集者”（non-traditional collector）的学术、科技和经济间谍活动。作为将美国科技非法转移出境的行动者，非传统搜集者的公开身份包括大学生、教授、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美国智库Cato Institute指中国非传统间谍活动，已构成在美国被发现的中国间谍活动的重要部分。传统间谍集中搜集有关国防和情报机构的情报，非传统间谍则更多搜集有关科技、经贸、智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信息。

1990年至2019年间，美国发现共1485名间谍在美国政府和私营组织内，进行“国家间谍”（state espionage）和“商业间谍”（commercial espionage）活动。前者针对美国的国家机密，后者针对美国的商业机密。当中有890名间谍（59.9%）在境外出生，583名（39.3%）在美国出生，12名（0.8%）出生地不详。源自中国大陆、墨西哥、伊朗、台湾和俄罗斯的境外出生间谍，占所有间谍总数的34.7%。83.3%间谍的目标是美国政府，16.3%目标是私营公司，医院和大学内的间谍只占0.3%。

中国政府并非唯一利用非传统间谍方法，去解决科技瓶颈和经济问题的国家。冷战期间，苏联及东欧卫星国也透过商业间谍活动，去收窄与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差距。过去30年的数据显示，所有在美国被发现的间谍中，有27.1%参与国家间谍活动，72.9%参与商业间谍活动。当将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的违法者排除后，有41.1%参与国家间谍活动，58.9%参与商业间谍活动。因为很多墨西哥间谍活动涉及《武器出口管制法》，为更清楚了解参与商业经济间谍和国家间谍活动的得益国是谁，便有需要将《武器出口管制法》的违法者排除作比较。

与中国政府人才政策有关

中国间谍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本土被发现间谍的头10个种族／族群中，华人继白人后排第二，占15.6%。被发现为中国充当间谍的人士当中，在中国出生的占62%，在美国出生的有23.6%。

为中国充当间谍的人士中，有67.8%是华人。60%的中国间谍活动属商业和经济间谍活动，40%是国家间谍活动。以上数据说明，在美国活动的中国间谍大部分是华人，而中国间谍大部分是商业和经济间谍。换言之，中国间谍在美国的活动场域是政府部门、大学、企业、研究所和实验室等能获得创新科技、商业秘密和智识产权的地方。中国非传统间谍的这一趋势，反映在最近出版的一份科技情报报告中。

9月下旬，美国私营科技情报顾问公司Strider Technologies，以曾发明原子弹的美国国防实验所“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为个案，提出中国政府如何透过人才政策，让美国提升了中国军事科技。1987年至2021年间，至少有162名曾在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工作的华人科学家回归中国，参与涉及多项高端军事研究及发展的计划，包括超音速、飞机引擎、深地穿透弹头、无人驾驶机、潜艇降噪音计划和国防空气动力学等战略性领域。其中15人是在阿拉莫斯实验室出任永久职员，当中13人被早前中国政府的人才计划招募。他们很多在职期间都曾负责赞助保证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到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工作，有些接受美国政府研究资金进行敏感性研究，至少其中一人拥有美国能源部批出，能准入“最高机密受限资料和国家安全资讯”的安全验证。

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推出政策，鼓励中国年轻人才到海外求学和工作，无论他们最后回国与否，都借此使中国得益。习近平政府亦采取“人才强国战略”，鼓励学者、研究员和科学家到海外深造及为中国战略利益服务。在这大背景之下，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进行的美国政府资助研究计划，也帮助了中国军事科技的急速发展。

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透过1990年代的“百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10年代的“千人计划”和2019年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在全国中央、省市级和院校层面招揽高端海外人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透过“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计划”，让国内人才到海外接受博士后训练。最少有10名中国博士后研究人员由该计划派出，到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内，中国政府合约都要求他们接受训练后，要回到中国工作。报告指中国政府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借与国内大学的密切关系，去为这批出国研究人员的履历作审查。虽然这批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接触到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内的最敏感研究，但明显存在非法科技转移和经济间谍风险。

Strider Technologies报告没有指控任何人曾涉及间谍活动，但有评论提出，特朗普政府司法部的“中国倡议”，只从刑事角度调查非传统间谍活动，忽略了个人事业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成就才是中国非传统间谍活动的真正面向所在。一直有报道指美国和西方大学都抗拒非传统间谍的安全警告，恐怕它干扰学术自由和正常国际科研合作交流。

我认为美国和西方政府虽不能强行要求大学与政府配合，但仍有需要与大学沟通，推动合乎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科研事业主义，让国际人才能合法地在西方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和利益，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又同时促进国际合作。

总括而言，过去30年美国对华反间谍的政策趋势有两大发展脉络：一、中国间谍以华人和中国国家支持的非传统间谍为主；二、与中国政府推动的高端人才计划配合。

作者是英国巴斯大学

政治、语言及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我认为美国和西方政府虽不能强行要求大学与政府配合，但仍有需要与大学沟通，推动合乎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科研事业主义，让国际人才能合法地在西方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和利益，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又同时促进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