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
过去几十年,中国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做出了很多努力。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作为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的作用。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融资、储备和定价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巩固。
根据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目前有将近一半的跨境交易是以人民币结算。2022年1月至8月,中国非银行部门跨境人民币收支同比增长15.2%,达到27.8万亿元人民币(约5.42万亿新元)。除此之外,2017年证券投资在跨境人民币收支中的占比仅为30%,而2021年便增长至60%。
另外,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P)货币篮子,这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化上又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提款权是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主要是用来补充其成员国的官方储备。最近数据显示,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已经从2016年的10.92%上升到2022年5月的12.28%。
今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表文章称,他们将加强内外货币协调,鼓励市场主体多用人民币,推动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创新,从而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会对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原因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都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发展成一个经济和金融强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似乎比预期慢一些。虽然在2022年初,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使用出现了小幅增长,但现在还是维持在2%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要在国际上推广人民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能降低跨境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外币的依赖;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也不会受到美元或其他货币短缺的影响;还能降低投机攻击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导致企业因人民币大幅贬值而破产。
美元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对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对俄罗斯展开的金融制裁就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越来越可能对中国实施新的金融制裁。
俄罗斯面临的艰难困境给中国敲响了警报:中国今后很可能面临类似的制裁。为了避免遭受这种制裁,中国加快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
有证据表明,美元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损害许多以美元结算国际贸易的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在今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以上,远远超过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胀。今年初,联邦基金利率还接近零,11月便升到3.75%至4%。利率上升往往会使美元走强,因为较高的收益率会吸引那些希望在金融资产上获得高回报的国际投资者投资。
美元在今年大幅攀升,但是美元走强会使新兴经济体陷入困境,令发展中国家在偿还以美元结算的债务上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对其他国家来说,一些制造商和企业需要从他国进口商品,这无疑增加了财务负担,不仅如此,美元走强还会加剧这些国家的通胀,减缓他们经济复苏的进程。
因此,这些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对美元过度依赖的问题,而且希望寻求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或国际支付体系,减少美元升值带来的风险。这也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良好机遇。
2019年初,中国发布了一个加强广西南部与东南亚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五年蓝图,目的就是为了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范围。
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也非常支持向该地区的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构建人民币离岸市场,促进金融投资,这显示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
由于中国与亚细安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紧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率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日报》报道,跨境人民币的结算规模在10年内增长了近20倍。
此外,由于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们可以预测,今后中国与邻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也会在未来的区域经济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亚细安国家之所以会在贸易支付中越来越频繁使用人民币,还有一个原因是想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东南亚国家在跨境支付中也在努力避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媒介。
一方面,他们不愿遭受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引发他们对频繁使用美元的担忧。亚细安国家正在积极寻找其他金融渠道,规避美国可能会对他们的交易伙伴发起的制裁。因此,快速发展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RMB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而,中国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提高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简化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流程。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放松资本管制,放开金融市场,建立更多离岸人民币中心。此外,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前提是建立成熟的金融和法律体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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