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本月10日是联合国定下的“世界反对死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国际社会在消除死刑方面取得的进展正在遭遇挫折。他呼吁所有国家废除死刑。他说，全世界有数以百计的罪犯在缺乏法律代表或透明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被处决，其中大部分是极度贫困的人、妇女或少数族裔人士。他们本可以免于死刑。

这一天，英国维珍集团的大老板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也发了一篇题为《新加坡你怎么了？》（World day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what's the matter with Singapore？）的博客贴文，指新加坡顽固地坚持执行死刑，尤其是针对毒品犯罪，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执行死刑的频率日益增加”是“新加坡声誉的污点”。

这话不知从何说起。古特雷斯所说的“罪犯在缺乏法律代表或透明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被处决”，确实是不人道和有违正义的，当今之世也的确还存在不少这样的地方，人们生活在极权、军政或封建统治之下，生命权得不到法律保障。但新加坡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布兰森不应视而不见。

今年初，当马来西亚籍运毒死囚纳加恩德兰上诉失败后，布兰森是参与要求新加坡政府不要执行死刑的呼声之一。这些国际上的呼声所持的理由，主要是纳加恩德兰的代表律师提出的辩护理由，即他智力不足，只有孩童般的智能水平。但新加坡高院依据专家的评断，判定纳加恩德兰智力不成问题，也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驳回了免死的上诉。

有跑过法庭新闻的记者都知道，辩护律师总会想出种种理由替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比如一时冲动，形势所迫，不知自己案发时的所作所为，患有某种精神病等等。一旦输了官司，也会想出种种理由替当事人求情，最常见的就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黄口小儿之类。说当事人有智障，比较不寻常，律师本身也无法证明，只能靠心理医生和精神科专家测验评断。

纳加恩德兰走过整个法律程序，得到公开透明的审讯，结果还是失败了。但反对处死纳加恩德兰的人，几乎就只依据辩护律师的说法。他们就是反对一切死刑，因此发动舆论战向新加坡政府发难，也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但新加坡站稳立场，依法办事，不向任何压力低头。

新加坡的《滥用毒品法令》从1973年起就存在，里面的条文清清楚楚，带多少毒品入境就可能面对死刑，全世界的人上网都可以看到。只隔一衣带水的马国公民自然也都知道，只是有些人还是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结果像纳加恩德兰那样赔上了性命。不过，布兰森仍一口咬定，纳加恩德兰是个低智能者，所以新加坡处死他是错误的。他还说新加坡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意思是，现在废除或暂停死刑是世界大潮流，新加坡不追随这股潮流，因此是异类，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这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法，你不跟随我们的做法，不采纳我们的一套价值观，就是走错误的路线，倒行逆施，必须受到谴责和制裁。但在毒品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少为人知的问题，就是包括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如今已拿毒品泛滥问题没办法，应付不了失控的局面，于是相继以各种遮羞的做法向毒品投降。

一种最堂而皇之的做法，是拿出一些历史和医学“证据”，证明类似大麻这样的毒品，其实在很多蛮荒之地是被人作为药用的植物，大麻也可以在现代医学中当作药物使用。因此与其禁用，不如打开大门，将之合法化和除罪化。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纷纷把大麻合法化，让人开起专卖店，并说这么做既解决了毒品被黑社会控制的问题，还制造了就业机会。

真是天晓得！欧美的大烟草公司，每年也花大笔钱给职业说客，影响政府政策，并收买一些“专家”做研究报告，说明吸烟无害，现在也在大肆鼓吹电子烟无害论。这都是在直击年轻人好奇心大却又缺乏认知的要害。我们的几个游泳健将到了海外，就忍不住试用了大麻。他们不知道，好奇心会害死猫儿。在美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过量服食鸦片类药物，英国同样也面对滥用鸦片类药物中毒致死个案逐年增加的问题。

虽然大麻之类的毒品没有海洛英、冰毒等合成毒品那么危险，但就像鸦片和香烟一样，不知不觉就会让人上瘾，成了所谓的入门毒品或上钩毒品（gateway drug），因为染上毒瘾的人，很容易被诱向更危险的毒品。因此，贩卖毒品团伙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更多人吸毒上瘾，包括收买执法人员，影响政府政策等。

如今，毒品网络已遍布全世界，毒品团伙黑势力无孔不入。因此西方有些人就认为，与其让犯罪团伙控制毒品，不如反客为主，把毒品合法化，通过立法规定各种毒品的合法销售，减少吸毒者被黑势力操控。这当然是天真的想法，等于从煎锅跳到火里。毒品就是毒品，合法售卖等于更多人被诱引吸毒并导致滥用。这就是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面对的灾难性社会问题。

布兰森更应关心英国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滥用毒品，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这个社会的治理和社会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

首先是执法无力，执法单位斗不过黑帮。其次，是很多家庭出了问题，如破碎家庭增加，孩子成了家暴等问题的受害者，从而失学和走上歧路。其三，是贫富悬殊，弱势群体得不到足够援助，很多人因绝望无助而试图通过吸毒来自我麻醉。

当今英国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据今年8月3日《卫报》报道，鸦片类药物使滥用药物的死亡率达到历来新高。和可卡因有关的死亡个案从2011年至今已连续九年上升。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布兰森，钱多得不得了，随时可以去太空旅行，他其实更应该多关心自己的社会。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是狗拿耗子，跟着别人的尾巴瞎掺和，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新加坡的毒贩死刑说三道四。我们不禁要问：布兰森怎么啦？

新加坡政府能有效控制毒品之害，说明政府有足够的治理能力，对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也照顾得不错。因此，完全能理直气壮为新加坡的管制毒品政策辩护。对布兰森这样的商人，新加坡政府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和他较劲，更没必要花钱请他来新加坡参加电视直播公开辩论（内政部最近向布兰森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的社会开支更需要用钱。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在毒品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少为人知的问题，就是包括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如今已拿毒品泛滥问题没办法，应付不了失控的局面，于是相继以各种遮羞的做法向毒品投降，将之合法化和除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