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倪文迪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美国金融协会前主席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及美国学者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赢得今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他们在研究金融危机方面的贡献得到表扬。当中尤为令人注目及引起争议的是伯南克在任联储局主席时推出了量化宽松（QE）。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颁给作为“QE之父”的伯南克可以理解，不过他得奖的理由在于1980年代尚在大学任教时，他有关1929至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伯南克指出，美国政府任由银行挤兑而倒闭，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恶化。伯南克在2002年才正式成为联储局委员、2006年才接任主席一职，与他得奖的研究并没有关系，因此以“QE”的问题来质疑他的经济学贡献未尽恰当。

QE与伯南克的学术背景

不过“QE”与伯南克的学术背景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伯南克是典型的学术官僚，他在2002年成为联储局委员前一直都在大学任教，而且当委员才四年后就升任主席，与他前任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华尔街长期任职，以及再前任伏尔克（Paul Volcker）长期在政府财金体系中任职的经验都很不同。可能由于他的学者特性特别重，令他过去的学术研究的发现成为他日后政策的理论基础。

伯南克的研究令他深明白政府如果任由银行在经济危机中崩溃将带来严重后果，但这却将他推向另一个极端。他在2002年出任联储局委员不久后便提出了以“直升机派钱”的方式防止通缩出现，因而被人称为“直升机伯南克”（Helicopter Ben）。所谓的“直升机派钱”理论源自于著名芝加哥经济学派学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他以“直升机在天空撒钱”为比喻，认为政府应尽一切努力使用派钱等方法向市场及个人注入资金，以保持经济增长或防止金融危机发生。从现在看来，“直升机派钱”就是日后伯南克QE的滥觞。

矫枉过正的流弊

量化宽松虽然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成功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免却重蹈大萧条的覆辙，但是矫枉过正，过度而不知节制的量化宽松埋下了美国以至世界众多经济隐忧。长期处于零利率的低息环境尤如“吸毒”，令美国经济对资金过度依赖，低资的借款成本令生意更易做，但却减低了企业改善生产力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动力。

另一方面，海量资金涌入资本市场，造就了美国史上最长的牛市，但却只是推升了资产估值，未能对实体经济起太大作用。今天美国产业空心化及金融空转的经济根本问题都与长期依赖货币宽松有关。而美元因供应充足以低价大量流出到国际金融体系，但一旦碰上经济危机，美元回岸价格抽升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恶梦。

伯南克与QE的故事告诉我们，政府由“不作为”极端走向至另一个“不问结果”的极端并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经济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必须找到能平衡各个要素和群体的中庸之道，这样才能可持续地发展。也因此，决策者在应该重大问题时更应该负起责任小心处理，不可抱着侥倖心理，要慎防矫枉过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