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时报社论

选举白热化，各式各样的民调倾巢而出，抢占媒体版面。民调大致可以画分为民众对特定公共议题的意见调查、对各部会首长及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以及选举期间对各候选人领先幅度与当选机率的选情调查。然而，民调之于台湾，早已成了认知作战的工具，民调与媒体垄断、言论控制互为表里，更成了执政官方操控民意和选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大凡选战期间公布的民调，具有下列特征之一者，不能不慎：

其一，公布民调的机构往往是新近成立的网络媒体，冠以“某传媒”、“某某基金会”之名，过往经营实绩和民调经历不明。其二，不公布、封存原始问卷资料，甚至谎称销毁。例如，早在2月间基隆市民调便宣称国民党籍市长候选人谢国樑落后甚多，谢提诉讼，执行民调的机构从未做过民调，并宣称原始资料丢失。其三，某些亲绿媒体平日未见其从事民调，选举期间民调涌现，且调查结果与其他民调反向而行。譬如，强调侯友宜施政满意度差、卢秀燕选情胶着。其四，抽样母体、样本数、抽样误差、信心指数等资料一律“标准化”。其五，借由网络进行民调，答题人数庞大，IP位置根本不在国内。这类可疑可议的民调目的在遂行认知作战，影响选情和选民的投票行为。

就以商业消费者意见调查为例，业者调查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意见，做为下一季生产同类产品的参考。试问，有哪个业者会愚蠢到公布真实的调查结果，以供竞争对手参考？同样地，政党选情民调的主要目的在探索该党候选人在特定选区、特定人口族群中，对特定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程度，如此重要的选情资料为何要公诸大众，让对手免费获得选举情报呢？

换言之，选举期间，特别是在选情胶着的选区，特定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公布的民调，目的在于制造该党候选人领先或微幅落后的假象，假借科学民调之名散播假信息，影响尚未做成投票决定的选民。这类民调，果若媒体不察，跟进报道，反复为之，定然影响了民众对选情的认知，误以为他最不喜欢的某位候选人即将胜选，转而支持“虽不喜欢、但可接受”的另一位候选人。

至于中央各部会及各地方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由于网络时代来临，部分媒体介入民调市场，施政满意度调查常沦为政府公关宣导和媒体业配的产物，公信力备受质疑。2018年连续强降雨，高雄市区出现5000个天坑；2022年耗资12亿的新竹棒球场，设计施工扯烂污，开幕赛折损职棒球星；桃园八德羽球馆天花板因3级地震而崩塌，历年施政满意度调查吹捧的星级市长陈菊、林智坚、郑文灿因而跌落神坛。印证了所谓施政满意度调查有些不过是另类付费的广告，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考验。

“曾参杀人”，媒体长期进行业配式的施政满意度调查，再经反复报道，形成增强效应，确实可以影响民众对特定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认知，误导民众对某些无能政客的印象，进而影响民众的投票倾向。

台湾历经蓝绿政党多年的明争暗斗，多数选民对特定政党、特定类型候选人的态度与支持度已告定型。多数选民甚至在接受电话民意调查时，被训练成制式的反应和回答，以至于民调“失准”。利用民调遂行认知作战，主要影响的目标族群是对选举结果可有可无和犹豫不决的选民。这类选民，比例虽小，却能左右选举的最后结果。民调作为认知作战的工具，目的即在于此。

民进党完全执政后，垄断媒体，箝制言论；公共议题和施政满意度的民调，用于平日，选情民调，用于选战之际，全面实施认知作战。选后，若无意外，蔡政府势将继续推动“数位中介服务法”，结合民调认知作战，变相控管民意和不合“主流”的异议。科学的、精准的民意调查，原本是民主政治探寻民意的利器，如今，一变而为执政者管控民意、扭曲民意的工具，成为专制独裁者独占认知作战的武器，台湾民主政治还有前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