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打造坚韧社会契约的目的，不仅仅是提振处于底层的群体。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处于上行的电动扶梯。正是中等阶层停滞不前，导致很多社会丧失乐观精神，因此我们在提振较低阶层的民众时，也要避免中等阶层停滞不前。我们在这方面行之有年，这是可以做到的。让每个人都处于电动扶梯上，可以为乐观奠定基础。

我们必须通过创新与合作，来度过这个将非常艰难时代，并取得成功，成为本区域和全球更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我们确实有、也必须创造乐观的依据。

首先是副总理黄循财发起的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议程的目标，即更新和加强我们的社会契约。这是根本性的。新加坡的立足之本是社会契约，不是经济策略。

我们是从一个有利的位置出发。收入最低的20%人口现在正在迎头赶上，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更快。我们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国家都要高。

我们也避免了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明显的两极分化，即“我们”与“他们”的尖锐对立。我们必须保持这样。

但是，我们必须在社会流动性方面投入更多，付出更大努力。为人生的早期阶段所推行的计划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因为这是许多人生机遇形成的时期。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必须加大幼儿培育辅助计划（KidSTART）的规模和力度，这是政府、社区和许多专家为帮助家庭而作出的共同努力。

不过，我也要指出，打造坚韧社会契约的目的，不仅仅是提振处于底层的群体。这固然很重要，势在必行：通过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和其他各种方式，我们正在为底层群体增强就业机会。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向上流动，所有人都处于上行的电动扶梯。正是中等阶层停滞不前，导致很多社会丧失乐观精神，因此我们在提振较低阶层的民众时，也要避免中等阶层停滞不前。我们在这方面行之有年，这是可以做到的。让每个人都处于电动扶梯上，可以为乐观奠定基础。

第二，新加坡拥有让它在全球脱颖而出的系统性优势，但它需要我们的人民有更深层次的内在能力。

我们的系统性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在全球处于前列的公共教育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将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互动的住宅区；维护多元文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体系。这些制度优势倚赖的不仅是硬激励，更多是建立信任、塑造规范的柔性机制和做法。它们都是新加坡体制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下一个发展阶段进行创新与合作，就需要人民具备更深层次的内在能力。我们的人民能干、勤奋、可靠，在许多领域都有专业知识，但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层次的内在能力。我们必须为未来发展四种内在能力。

首先，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专业知识和非常规思维。这有别于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取得优异成绩。我们在PISA测试中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成就，但与一些欧洲小国相比，我们在创新方面表现逊色。这些国家的PISA成绩不是特别好，也正在努力改善，但它们在终身创新方面却做得比我们好，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国民。

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更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更多的非常规思维。这没有什么公式可言，但它必须从小开始培养，并伴随终身。

我们的教育制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过去的15年到20年里，我们逐步减少了对考试的重视，我们还必须更大步向前。

在降低考试重要性的工作方面，自主收生计划（Discretionary Admission）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这项计划最初在几所顶尖中学实行，现在已全面落实。通过更广泛地考察学生的能力，理工学院有20%学生是在自主收生计划下录取；工艺教育学院则是27%。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各所大学也大力推行这项计划。

我们要进一步减少将重点放在以单一标准来衡量成功。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课程，以及教学方法，尽我们所能，鼓励人们以原创的方式进行深入思考。

第二个须要进一步发展的内在特征是文化广度。我们有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认为这个体系拥有两个空间：一个让我们实践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并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情感依归；另一个是不受宗教和种族定义的共同空间，当中每个人要做出一些妥协，例如大家在学校里都穿着统一的校服。

这一共同空间对新加坡来说弥足珍贵，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我今年65岁。与我同龄的人就很清楚，小时候在新加坡长大的经验是很不同的。种族问题无处不在。就像我经常遇到的，即使在搭公共巴士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如今，已不是这样了。

在建立一个祥和的多元文化体系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再接再厉。

除了身份认同和共同空间，我们可开拓多元文化的第三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有一部分是建基在我们所有的文化之上。对其他文化有深厚兴趣，与之建立深厚友谊，并视其他新加坡文化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并非一个熔炉，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而是会得到充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身份认同方面拓展这个第三空间。

继续从自己的文化获取情感依归，维持我们小心翼翼保护的共同空间，但让我们开拓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的身份，使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更为丰富。这是大有可为的，当世界各地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拉锯在未来愈加突出时，发展第三空间将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需要多种途径来发展第三空间。我们必须在学校，包括在所有邻里学校，更积极地开展课程辅助活动。你可以看到，在一些顶尖学校，课程辅助活动非常密集。这必须成为常态：不仅仅是成为名义上的课程辅助活动成员，而是积极地、频繁地一起训练，无论是舞蹈、运动或音乐团体，每周几次，互相交流。

我们必须更认真对待马来语和华语会话课。我们大约在15年前推出华语和马来语会话课，但并未取得热烈反响。它们不是强制的，也不属于正规课程，但应得到我们的认真对待，因为这些是教育应该培养出来的能力，不仅仅是“有也不错”的技能。

第三，我们必须增进对本区域的了解。它与发展文化广度相辅相成。必须想方设法让每个新加坡人在成长过程中，加深对本区域的认识，并感到我们是它的一分子。这须要大家的参与。教育部已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七成的学生拥有海外经验，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会接触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此前，两者的比率大约各为五成。冠病疫情虽阻碍了计划的进展，但我们仍会继续实行。

全国青年理事会最近也制定了一些计划。“亚洲通培育计划”（Asia-Ready Exposure Programme）尝试为本地年轻人，包括30多岁的人，提供更多到海外浸濡的机会，但这些浸濡计划通常都很短。

在这方面，我们应进行更有雄心的思考。例如，欧洲有“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让大专学府的学生，以及教师和讲师到其他欧洲成员国学习一段时间。你须在另一个欧洲国家生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大学学位。我们应该探讨在东南亚，甚至更远的亚洲地区这样做的可行性。无须与“伊拉斯谟计划”相同，但我认为我们的大专学生、教师和讲师会发现这很有意义。就大学课程的完整性而言，这么做总会有一些取舍。但我们可以对课程加以设计，使你所得到的以及将伴随你一生的历练，会比所失去的更让你受益。

第四，谈到内在能力，我们须要培养每个人的公民对话能力：能够倾听不同的观点并给予尊重，尽可能寻得共同点，但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更为多元的社会，但绝不能成为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这就须要建立公民对话的文化。这是一种审议的文化（deliberative culture），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批判性地思考，接受不同的观点，并努力寻找共同点。

这种能力从小通过我们的文化开始培养。必须强调的一个方面，是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这现在是世界各地所面对的一大挑战。不幸的是，社交媒体虽有促进民主的积极一面，但也被证明会造成两极分化，在世界许多地方是海量错误信息的来源。芬兰采用了一个有趣的模式。由于长年面对俄罗斯的假消息运动，芬兰于2014年决定有系统地把辨别与查证信息真伪的技能，纳入批判性思维课程中，且融入所有科目当中，例如在数学课中展示数据如何说谎；在艺术课学到数码科技能改变图像；上科学课时，认识到有关疫苗的最新虚假信息。人们发现芬兰是最能抵御假新闻的欧洲国家，他们推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为未来培养重要的能力。

总而言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建立乐观的依据，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良行为体和糟糕的事件，还因为我们已进入一个长期不安全的时代。

我们能为全球发展乐观的基础，特别是通过以实际方式加强多边主义。新加坡采取的方式是加强社会契约，也下定决心达成。如前所述，我们还必须为未来发展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在能力。

我相信，这些将有利于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我有信心，即使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我们具备能够共同努力并取得成功的条件，继续成为他人的宝贵合作伙伴。

作者是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本文是他于9月22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发表的演说节选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