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独特的个人魅力颇受各国人士爱戴。她的人气在不小程度上来自她的典雅、自律、幽默与睿智，以及亲民与可爱的一面。

上世纪，整个世界见证了无数王室的凄凉落幕，加上传统价值观的崩解，平民自我意识普遍觉醒，越来越多国家自下而上实现了剧烈的社会革命，将帝制彻底推倒。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英国王室通过实际权力的让渡，保留一种仪式性的高贵存在，让职业政治家所代表的民众意志实际掌权。

这种体制变革最大的好处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具有强大历史影响力与体现传统价值观的政治转型，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妥协。如果反过来再看看欧洲的德、法、俄以及亚洲的中国等国，在帝制退场过程之中的腥风血雨，与动辄千万人头落地相比，这种温和的过渡是有意义与价值的。

只有经历太多不必要的残杀之后，人类才开始意识到，君主制本身并非总是万恶之源。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英国王室制度至少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妥协共存的范例。

即使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制度性转变过程中，伊丽莎白二世自己的努力。在她漫长的在位期间，英国处在从世界之巅急剧坠落的过程。经历两次大战的日不落帝国，虽然惨胜，但无论人力、物力还是精神意志都已被掏空。众多欧洲帝国的旧殖民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纷纷独立，只能眼睁睁将世界霸主地位，拱手让给隔洋相望的美国。

接着是与苏联之间的长期冷战与核恐怖平衡，以及欧洲通过一体化的逐渐推进，谋求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另一极。随着冷战结束，全球一体化也将英国裹挟进了时代大潮之中。在女王生命的最终阶段，她又目睹了英国的脱欧与全球化的退潮，真可谓见证了伟大时代一幕接一幕的活剧。值得她欣慰的是，英国虽然因国力所限沦为二流强国，国民生活却一直保持高水准。在二战后英国民众意志最涣散之际，作为英国圣公会的宗教领袖与国家精神领袖，她尽全力鼓舞士气，与民众携手渡过低潮。

作为英国旧殖民地的新加坡，独立后仍与英国保持特殊的友好关系。原因在于英国的统治具有若干重要特征，与西、葡属殖民地相比，英国的殖民方式与结果有重大区别。

在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中，国王不能立法，受法律约束，西、葡则王权稳固，议会权力稍弱；前者有可以与现代社会直接衔接的高效率文官制度，后者依然停留在旧时代的松散官僚体系。在宗教信仰方面，英国远比西、葡二国对待殖民地宗教更为宽容。英国对工商业的重视与推动，以及英美法律体系的科学合理，都给新加坡留下极为完整且重要的制度性遗产。

因此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历史，虽然无可否认是为了英国国家的利益，也存在对本地先民的盘削，但对英国政治与制度遗产的善加利用，也是新加坡立国的基础之一。

在本地民众记忆中，伊丽莎白二世曾三次来访，其中就包括1989年曾访问我家附近，也曾是我女儿上过的一所邻里小学。她没有去那些比这所小学更让普通新加坡家长趋之若鹜的名校，也多次走进普通新加坡人生活的组屋区。虽然被王冠的耀眼光环层层掩盖，她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前瞻性的现代女性思维。正是这位高度自律的君主，才能在旧世界空前崩塌，新世界应接不暇地来临之际，引领英国毅然走进一片前所未有的全新领域。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