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社论

台湾一年一度基本工资的审议将登场，却面临多年来最为复杂的经济局势。一方面这两年经济成长佳，构成了调升基本工资以分享经济果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经济也正面临数十年来少见的高通膨，导致前几年辛苦爬升而略有成效的实质薪资开始滑落，劳工团体希望基本工资必须反映物价上涨以维持生活水准，资方则指调高基本工资可能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争议扩大，更激烈的辩论攻防在所难免。

基本工资的本质是一个落后指标，试图在“事后”反映经济情况到劳工的薪资保障上。消极来说，基本工资应至少反映前一年的物价上涨幅度以维持劳工的基本生活保障；积极来说，基本工资还要能反映前一年的经济成长情形以便让劳工也能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依据此一逻辑，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为6.28%，物价上涨率1.98%，因此基本工资的调幅应该为8.26%。这当然是一个少见的高调整幅度，在具有高折冲妥协性质的基本工资审议过程中，恐很难得到这样高的调幅。

持平而论，去年的高经济成长主要来自高投资与高出口，而投资和出口则有很明显的M型双元化特征，资通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有相对明显的贡献，其他制造业虽也享荣景，贡献并不那么明显，一般服务业甚至受困于疫情。因此要将必须一视同仁的基本工资调升8.26%，的确有讨论的空间。尽管如此，基本工资既然适用于各产业，也有基本的逻辑可为依据，并不宜每次迁就特定产业的状况而有太多的妥协或权宜，以避免一直想确定调整准则的基本工资审议更现纷乱。因此，前述的基本工资调整逻辑还是应该被高度尊重，除了有“事前”的数字可做为共同商议基准的优点外，也能充分掌握基本工资作为一落后指标的本质。

至于调涨基本工资会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则完全不应该成为基本工资调整的考量因素。首先正是因为基本工资的落后指标本质，以及其保障劳工最低生活水准的精神，基本工资无由去承担“未来”物价可能变动的责任。其次，近来物价上涨的主因，一在于疫情、战争导致全球供应链不顺的供给面冲击，二在于央行货币严重超发带来的拉动效果，此二根本性原因不除，反而将平抑物价的责任交由劳工承受，事实上是本末倒置的思维。应该反过来说，只要物价稳定，基本工资调幅就可以不用那么大。

更积极地来说，两年半来的疫情已造成经济结构的大改变，生产、消费、生活方式都产生永久性的变化，即使疫情过去，所有企业都必须随之调整才能图存获利，最明显的便是企业都须面临绿色转型与数字转型的挑战。正如为了因应气候变迁所课征的碳税已是企业未来必须承担的合理成本，合理调涨的基本工资也是如此。唯有能够负担合理成本的经济，才能以健康体质迈向未来。

今年的基本工资审议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境，就是刚启动谈判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此一倡议有别于传统贸易协议，在美方主导下，特别强调贸易须带来“包容性成长”的结果，因此“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将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尽管具体内容尚未可知，但建构、优化良好的劳动条件，将贸易带动的经济成长果实更积极分享予劳工，绝对是此一倡议最重要的元素。若对照美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每次均有明显升幅的情形，恐怕台湾必须明显调涨基本工资也是完成此一倡议的重要基本条件。

如果我们认定台美倡议将是台湾更深度连结美国、促使台湾经济脱胎换骨的重要里程碑，便知我们必须以更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基本工资调涨，非但不应拘泥于“调涨基本工资可能带动物价上涨”的错误逻辑，反而应该积极乐观面对这改善劳动条件、迈向经济包容性成长的第一步，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更公平分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