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

关心如今世界乱局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各国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过，“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要回答当前世界之乱乱在何处的问题，可以从最近美国内部的舆论点说起。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四项重要的判决，不仅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也搅动了世界舆论。一是允许更多人在公共场合合法持枪；二是取消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三是允许公共资金资助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宗教机构；四是限制联邦政府削减发电站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各路舆论从人类进步的视角来批判，认为这是社会的退化。针对宪法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样的做法等于把美国倒退了150年”。

但实际上，这些变化并非能够仅仅用“倒退”和“退化”等概念来形容，也很难用现有的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些变化预示着更为深刻的变革，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些变化都会是真实的。

从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再到乌克兰危机，近年来世界出现乱局的根源到底在哪？表面乱在内政，实则乱在人心，心之乱是最深层的乱。

在西方的语境中，治乱的手段是法治，法治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引以为最自傲的成就。但如果个人、团体、组织不服从法律，甚至政府也不服从法律，政治人物还经常带头不服从法律，那么法治就无济于事，法不责众就成了普遍现象。这种情况更延申到国际社会。看看我们国际社会的现状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作为一套行为规则而存在，如果成员国都偏离联合国的规则，那么联合国就形同虚设。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这套规则就等同失效。尽管联合国体系还存在，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把联合国当回事情，这表明联合国与现实世界的不相关性。

我们进一步追问，大家不遵守规则、不服从法律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这是因为社会失去了道德基础。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小可至一个村落、一个小家庭，大可至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社会，这个共同体的运作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法律的形成基于道德之上，如果大家认为法律不符合人的道德标准就不会去遵守，甚至会反抗法律。与道德关系最紧密的就是人心，所以我们要探究为什么人心对社会的道德基础失去了信心。

道德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是基本社会公平。当社会失去基本的公平就会动摇道德基础从而使得社会共同体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中产阶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使得欧美中产社会财富失衡，中产大幅度萎缩后便不再是社会的主体，原来的橄榄型社会逐渐两极化，其呈现的结果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哑铃型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富、大穷。当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而且穷人还无法通过公平渠道获得阶层跃升便容易产生极化情绪。所有这些社会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爆发出来，轻则造成社会动荡，重则造成现有秩序的解体。

美国内部的危机异常深刻，表面上是治理的危机，实际上是道德危机。美国现在演变成典型的富豪社会，表面看是民主、自由和法治，实际上是拳头政治、力量政治。比如，谁都知道枪支对社会的危害性，校园枪击案等血淋淋的事实不断上演，而强制枪支管制却一直得不到施行。总有既得利益者使持枪问题合法化，现在还在变本加厉，从最高法层面允许公民在公共场合合法持枪。不止于此，妇女失去堕胎权的宪法保护、种族歧视等仍在一步步撕裂美国社会。

美国固有内政大于外交的传统，其内部危机对外表现出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向外部推责任。今天的美国几乎把所有内部民主危机说成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把美国的民主危机认为是来自专制的中国的威胁，这个逻辑本身就非常滑稽。内政受外部的威胁是从前发展中国家典型的政治话语，也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干预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事实，但这套政治话语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是“民主灯塔”的美国向外推卸责任的主要手段，这一事实本身对美国而言便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悲剧。当前美国议会里的议员们，大多已成为反华急先锋，在各项涉华议题上卸责给中国。无论是新冠病毒、5G通讯还是碳排放问题，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即使是美国要发动战争的根源也要被视为他国的缘故。这种毫无内部反思性，把所有责任推给外部力量的举措在过去是穷国和弱国的做法，今天却被美国仿效，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思考的现象。

美国曾经支持和主导国际体系的建构、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现在却反对自己建立和主导的秩序，大搞团团伙伙。当联合国中最强的成员国都不遵守规则，联合国这套规则就等于解体，国际秩序于是就出现“封建化”和“黑社会化”。

美国用道德包装起来的所谓基于价值之上的集团（Value-based bloc）是脆弱的。如果把美国比作东周的天子，周天子支撑不住了，诸侯们的封建化和争霸可以理解，但美国自身成了争霸的一员，可见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

美国在全球霸权地位的下降，归根结底是西方世界在方方面面趋于平庸化。

首先体现在政治人物的平庸化。美国往日的“出类拔萃之辈”已经荡然无存。如尼克松、基辛格等能够顾全大局、搁置意识形态之争的政治人物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美国老人的唇舌之争，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承认大选结果，甚至在特朗普的鼓动下酿成“国会山之乱”。

其次是经济精英的极端自私自利。经济精英和巨头将财富牢牢揽住，如福特工厂那样的公司越发少见。当年福特工厂把美国工人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为美国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反我们看现在的苹果、亚马逊和Facebook等巨头是无暇顾及美国人的生活了。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界的堕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而大量知识分子跟着政客责骂中国，思想不包容、互相诅咒和妖魔化成为主流。自1960年代以降，尽管美国和西方危机不断，但西方世界还没有出现过像样的思想家。

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世界，是西方近代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宗教自由、科学理性和自由民主人权等进步观念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再宗教化、反世俗化、反全球化的现象，实际上宣告了这个曾经为人类带来进步项目的终结。

道德危机是今天人类社会最深层的危机。危机衍生出革命、战争以及宗教方面的干政涉政。这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现象，如土耳其、阿富汗、缅甸等国对应的再宗教化、去世俗化及军事化趋势就越来越明显。不少国家内部正演绎着宗教和世俗的紧张对决，这两者在美国内部斗争同样激烈，美国的中间派越来越少，左右两派极化对立：“白左”极端地提出“取消历史”，而“保守右派”势力也很强，在枪支、堕胎、宗教等问题上接连取胜。

这种现象即刻反映在选票上。实际上一个正常的选举活动，投票率在30%左右便足够，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社会是不需要搞投票率的。美国以前的中间派很多，现在中间派越来越小，民众要么支持共和党，要么支持民主党。每一人只有相信自己，只有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能够改变现实。但结果刚好相反，民主演变成民粹，让启蒙项目最大的成果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美国的政治版图分裂，党派色彩越来越明显，极端政治人物和政策就会层出不穷。

这些内部尖锐的冲突，通过社交媒体这种情绪放大器，使得暴民政治也越发深刻。政治极化现象以美国为典型体现在整个西方，反映在国际秩序上就是天下大乱。

不过，乱局本身也蕴含着解决方案，如革命、战争和宗教等会在乱局中纷至沓来，大部分成为加剧乱局的因素，但也有部分成为善治或进步的缘起。如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等，无一不是新人类社会破晓前的动因。

乱局中的世界如同起伏的股票市场，有低谷、有高峰、有反弹。二战后我们曾经认为世界正攀向人类大同的高峰，而今我们处在道德滑坡的路上，让人看不清什么时候是低谷，什么时候会反弹。

简单地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这一轮国际秩序的解体不能忽略美西方等大国内政危机的外化影响。世界之所以乱，乱在人心，乱在道德基础的崩塌。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也正在并将面临更多革命、战争和宗教等形式的洗礼。曾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道德概念和意义也将被重构，国际秩序处在一个破而未立的乱局中，人类面临着一场道德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