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

中美关系到底应该分还是合？对此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想分，因为这样资本与产业就会回流美国，美国就会再次强大。中国想合，因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事实是合并不一定两利，分也并不一定两害。其一，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其二，中美经贸关系存在“脱钩”的趋势；其三，从外交上讲，中美双方不应相互紧盯，以至于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而应该有更大的视角；其四，认为相互依赖会促进和平，是一个错误的信念和神话，因为相互依赖中存在国家安全的隐患。

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

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因为尽管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空洞化，就业机会流失，中产阶级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价格降低了，有利于消费者，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就开始对是否应该对外投资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已故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就分析，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国力的体现，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的经济复苏。

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缩短与美国的国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将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吉尔平的建议，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但这又能怪谁？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陷入长期的迷失，以至于“失去了”将近30年。但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导致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回流美国，相反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

同样，对中国来讲，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历了10年大发展时期，从一个贫困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奇迹。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它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

这种外向型模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

所以可以看出，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也已经面临转型压力和动力。事实上，早在2007年，有记者问“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你在书中第一次提到一个词‘中美国’，这个词在全世界变得非常时髦和流行。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个新词呢？以前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和存钱。金融危机发生了，这种现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扭转？”

弗格森回答：“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担忧。”

作者任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