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说的夹心层，是传统烤面包中间那层咖椰和一点牛油，如今是“和牛汉堡”，他们同样期待政府继续扮演“我们”，而想要得到“更多”的，却不只是咖椰和牛油，而是牛肉。

两星期前的一个饭局上，朋友问我：“你看现在物价那么贵，成本那么高，政府会不会再给钱？”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6月中才刚刚宣布15亿元的配套，协助新加坡人应对通胀，这位过得还不错的商人朋友那么快就问政府会不会再发钱，这让我感到纳闷。追问下去发现，其实也不是当下的日子困难或者生意做不下去，只是觉得成本都在提高，赚钱有点难。

赚钱难，这种感受我理解，可是为什么觉得政府就应该给钱帮忙呢？最后还不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朋友显然没想那么多，他觉得反正现在政府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多”（We can do more），那应该还可以帮得更多。

饭局后我一直在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是谁？要“做得更多”的是什么？在报道政治领袖讲话的新闻时，“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几乎成为“罐头句式”，可是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深究下去，其实这触及了最近常常提到的“社会契约”。

以黄循财副总理带头的国家第四代领导团队，刚启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要和人民一起探讨如何更新和加强社会契约，我想其中一部分是要找出“还可以做得更多的”是什么？

“社会契约”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探讨个人与政府合法性之间关系的一种概念，这份无形的契约确定了政府和个人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回顾历史，每一代总理接班都有意识地推动新社会契约的订立。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建国初期，确保生存是政府对人民最重要的承诺。当时的所谓社会契约，就是国家防卫、经济发展，人民有基本的教育、住房和医疗。那个时候社会大众基本上都不富裕，贫富差距问题较小，整个社会氛围强调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

第二任总理吴作栋1990年底接任的时候，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人力和人才的流动扩大收入差距，社会上已经出现发展不一致的现象，不能像之前一样强调每个人自力更生，弱势群体必须获得额外的帮助才能不掉队。政府在人们共同重视的教育、医疗和住屋方面投入更多，共同打造富同情心又有凝聚力的社会，使国家和社区更繁荣发展。

因此，政府在1991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信仰都能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李显龙总理2004年领导班子之后，基本上延续了这五大价值观，但是过去18年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内环境，包括老龄人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对生活的期望更高、家庭单位缩小未必能继续成为后盾，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回应社会的需要，第三代领袖塑造了一个更有爱心的社会、以整体政府的方式，为需要的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援助。

政府有义务为国家的生存和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和必要援助，这方面过去三代领导团队都履行了社会契约要求，国家经济也繁荣发展，即使遇到逆风，也有灵活的空间调整桅杆上的风帆，寻找借风的角度继续航行。

过去的50多年，社会上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改善生活的25岁到65岁人口占大多数，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较小，当政治领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时，政府大概就能扛下“我们”的大部分责任。

下来的高龄化社会里，即使高比例的年长者有足够的积蓄照顾自己，那些需要社会加一把力才能过得从容的人数还是很多。单靠政府，能不能扛起“我们”的责任，这是个大问号。

即使还能自力更生的中生代，也因为处于夹心层倍感压力，就算他们都认同“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可是心目中的“我们”，仍然是“政府”。

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夹心层也觉得需要获得帮助以缓解压力。从前说的夹心层，是传统烤面包中间那层咖椰和一点牛油，如今是“和牛汉堡”，他们同样期待政府继续扮演“我们”，而想要得到“更多”的，却不只是咖椰和牛油，而是牛肉。

虽然有些担忧，但我相信大部分新加坡人是理性的。我们希望新加坡变成一个更有温情和包容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那个可以做得更多的“我们”，包括在工作上的承担和对社会的付出，而不是高调召集聚会吃饭，最后等别人买单。

新加坡正处于代际交接的时刻，此刻世界局势风谲云诡，充满危机与变数，第四代领袖对外必须带领国家在更分化的国际环境里寻找发展契机，保障生计与安全；对内则要强化“我们”不只是政府的概念，还必须包括社会上每个有能力贡献的人，这样才有办法在各方面都做得更多。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