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

30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

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全球化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不等于世界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去西方化。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写道：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年至1945年。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将近10年。显然，不同的类比，预示的结果也不同，应对的方法也不同。

30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潮流风靡全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解释道：理由是“别无选择”，市场掌握全局，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愚蠢付出代价，“是经济，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因为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政治，傻瓜”。

到底是国家决定市场，还是市场决定国家？对此，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学术界就有过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先前的军事安全已经被经济安全取代，经济冲突已经取代传统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市场成为决定国内与国际事务的主要机制。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取决于在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哪一方取得胜利。美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尽管认同当时世界经济正发生深刻变化，从以国家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但他仍坚持认为：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事务中，仍是首要的行为者。事实上，这场争论关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的20年，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但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弥漫在大洋彼岸，将美国与西方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凯恩斯主义，40年后却成为通胀与失业的罪魁祸首。同时，苏联的尖端科技似乎开始领先美国，越战的沼泽不仅埋葬了财富和生命，也让美国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再有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崛起，使美国霸权地位出现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霸权之后等成为时髦的话语。

1981年，70岁的里根入主白宫，开创了“里根经济学”，以全盘自由化代替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真的是新自由主义拯救了美国吗？现在看来，与其说是，不如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再次导致目前美国的衰退与危机。所以，特朗普曾经讲到新自由主义是傻瓜经济学。事实是，让美国走出困境的是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它无异于是一次新冷战，因为它重新团结了盟友，拖垮了苏联，驯服了小兄弟日本，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使美国再次伟大，成为那耀眼的“山巅之城”。

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再一次面临危机，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再次成为世界时髦的话语，形如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不同的是，这次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俄罗斯还有正在崛起的中国。这次又拿什么才能拯救美国呢？新自由主义显然已经走不下去，而凯恩斯主义也回不去了。民粹主义只能使美国更加分裂，更加动荡，更加衰退。特朗普口口声声讲，贸易战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赢。因为贸易战，现有全球产业链就会被打乱，资本与产业就会回流美国，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中国崛起就会被终止，美国就会再次伟大。但是，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难道只有战争，回归冷战，才能使美国再次伟大吗？

目前，在欧洲俄乌战事已开打，无异于是一次内爆，将改变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结构。其一，欧美与俄罗斯将长期处于对抗与对立，经济上将脱钩。其二，欧美关系将加强，欧洲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更加依赖于美国。其三，将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洲乃至欧亚大陆的新格局。这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更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美国又回来了吗？大西洋联盟又回来了吗？由此，美国会再次伟大吗？

作者任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难道只有战争，回归冷战，才能使美国再次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