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01社论”

香港下届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周日（6月19日）首度亮相，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矢言将率领新的团队积极有为地提升施政效能，取得市民信任。新班子在全球经济面对巨大逆风之际登场，面对新的危机，未来香港能否逢凶化吉，将是对其最大的考验。

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是，通胀席卷全球，然而经济发展却严重停滞，大部分经济体进入滞胀阶段。先进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各自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例如上周美国联储局便一口气将利率上调了0.75厘，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加幅；已经10年未有加息的欧洲央行也渐趋鹰派，表示将于第三季加息并脱离负利率；英伦银行则再加息至1.25厘，声言为压抑通胀不惜付出经济代价；相反，日本央行坚持不加息，维持负利率政策，无疑等于放弃控制通胀。

通胀的失控本身是由这些西方政府对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度乐观、接连判断失误、只采取短期措施，完全忽略长期政策效果所致。以美国为首的先进经济体在疫情期间为拯救经济而作出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并快速扩大政府支出，例如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M2）在两年间提升了三分之一，令人难解的是美国财金决策层为何天真地认为这么做不会引起猛烈的通胀。美国财长耶伦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去年异口同声地声称通胀只是暂时性，在疫情受控后仍不退出“放水”政策，拖延至近期承认先前的预期错误并急忙改为激进加息，但通胀已成灾，难以挽救。

西方政策接连失误 通胀问题积重难返

通胀失控不只是货币政策出现问题，也包含了众多的政治判断失误。美国从上一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后便刻意地推动“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物大加关税，提升了货物成本，而2020年冠病疫情爆发至今，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本已影响了供应链，再加上西方国家对安全的考虑压过了对成本的考量，试图分散产业链又或是将一些关链产业链移回本国，结果也提高了物价。

近来最大的政治错误则是，美国及欧洲国家完全高估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效用，并低估了其对自身经济的威胁和破坏。西方国家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不单无法有效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反倒不断推升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并广泛传导至整体物价。西方认为可以轻易击败俄罗斯，轻视长期失去俄罗斯供应的后果，却令自己如今骑虎难下。美国媒体近日就报道，白宫官员暗地里承认，他们错估了对俄经济制裁的效果及影响，但这些失误无疑为原本已经因货币超发而深陷通胀压力的经济再补上一刀。

现在单单依靠加息或缩表等方式收紧货币政策，无法令经济软着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不断加大力度收紧货币政策，通胀总会被压抑，甚至造成通缩也不困难。但当前全球经济的问题并非只有通胀，强行急速地收紧货币政策对经济有着无法想像的打击。首先，自金融海啸以来的十数年间，市场已经长期习惯于低息环境。像楼价、股价等过热的资产价格需要大量宽松货币去维持，不少企业也依靠低成本贷款运作及扩张，俨然已形成一种过度依赖的情况，突然脱离低息环境必然会引起股市大跌，资金链断裂等经济骨牌效应。

再者，以收紧货币政策应对因那些政治决策而引起的供应端问题，虽然仍然可以控制通胀，但只是强行减少了民众的购买力，那么民众的生活质素必然下降，结果就只能如德国能源部长呼吁民众少冲一次凉，又或是像英国调查所指只能少吃一餐。从结果论，这种情况与通胀高企蚕食购买力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因此，不管这些央行决定如何应对，似乎都无法避免灾难式的结果。如果继续保持疫情以来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现时几乎失控的通胀水平更无法平息，不单蚕食民众的收入，也将导致经济过热走向失控；然而，如果将重点放在控制通胀而采取激进紧缩政策，那已经相当脆弱的经济将进一步陷入衰退风潮当中，西方经济恐怕会遭遇金融海啸以来最大金融结构性危机。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坚称相信美国经济能软着陆，但却只是一种乐观的想像，无法令人信服。美国股市近来暴跌，纳指、标指都已进入技术性熊市，金融市场显然已“用脚投票”表态。

经济压力直迫香港 乘势做好经济转型

这些政策错误并非香港所犯，但不幸的是在全球体系中香港却无法独善其身，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结果。虽然通胀的压力未算传导至香港，整体尚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但西方经济体为了控制通胀而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对香港经济仍然带来巨大压力。

首当其冲可能出现危机的是楼市。香港楼市过去不断攀升，除了由于政府在土地及房屋政策上未有做好规划，低利率环境无疑亦是催化剂。现在美欧央行皆激进加息，与美元挂勾的港元也只能跟随。上周美国加息后，金管局也跟随加息0.75厘，如果美国维持加息节奏，市场预期本地银行在今年底前亦不得不跟随调高最优惠利惠（P）。这有可能刺破本地楼市的泡沫，引发震荡。我们一直认为香港的居住成本太高，楼价更是一般市民无法负担，但香港整体经济又与楼市密不可分，如果楼价未能软着陆而出现崩盘情况，也会为香港带来相当大的经济问题。

政府必须要小心应对楼市可能面对的风险。就好像香港刚回归不久后，时任特首董建华便推出了“八万五政策”。大建公屋合乎香港长远规划，不幸的是，香港在回归不久后便经历亚洲金融风暴，楼价遭受巨大针对，而政府未有适时调整房屋政策，引致楼价又进一步崩溃。当时不少以为楼价“只升不跌”的炒楼人士沦为负资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亦由于此，大建公屋的方向饱受误会，接任的曾荫权“斩脚指避沙虫”，即使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也不敢再提大建公屋之事，长远形成了现在公屋不足的情况。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面对外来经济挑战时，香港在政策上要有灵活应对的空间，但也不能因此放弃长期政策目标，使一时的经济困境演变成长期的政策失误。

除了楼市之外，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风险也令香港的企业经营面临更大的挑战。政府要如何在紧缩货币政策下确保市民就业安定，也是一大难题。目前西方的经济模式近乎全面失效，香港已没有可以参考的旧路可走，只能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新路。这轮经济危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依靠操弄货币政策作刺激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实体经济、坚实的科技进步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在处理危机的同时，香港也应乘机为经济转型做准备，发展属于自己的产业链及核心科技，才是掌握未来增长的重点。

特区政府即将换届，下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团队上任后应把处理经济问题视为重中之重，要避免像西方官员一般不断犯下政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