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超

上月中旬，偶然在微信群看到一个红底黑字链接：“崔健演唱会”。出于好奇，点开直播，唏嘘不已，竟有逾5000万人在线，1亿多人点赞。出乎意料的是，听到似曾熟悉的腔调，粗旷而沙哑，瞬间被震撼，顿生亲切感。高亢、感伤、悲壮及略显凄凉的声嘶力竭，在强烈音乐背景下颇具冲击力和穿透性，搏击长空的同时，敲打着人们灵魂深处。

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还是中学生时，曾意外听过崔健的《一无所有》。限于当时认知能力、人生阅历及知识结构，对街头巷尾录音机反反复复回放的这首歌似乎充耳不闻，甚至嗤之以鼻：此人一无所有却又自作多情，在期待与绝望中对天叹息呐喊，难道“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后来，东鳞西爪，依稀道听途说所谓“中国摇滚”。

中国摇滚（Chinese rock）一度被视为反传统、反商业建制和反主流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以歌声和乐器倾诉思想舒缓压力，传递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凸显离经叛道和与主流价值观的冲撞和偏离，亦是对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丧失自由、出卖灵魂、泯灭人性及破环生命节律的所谓“文明”的嘲讽抨击，以其澎湃不羁、一泻千里之势，及时提供了超越生命的载体。

对灵魂追不上身体的强烈呼唤

中国摇滚的孕育、萌芽与诞生源于传统文化和民俗民风，其超现实理想主义既有辛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山河万里如虎”印迹，亦不乏大唐帝国开元盛世基因。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启开了人的心智，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释放了长期被抑制的灵魂，从而潜心谛听时代脉动，绽放人性光辉，此次线上演唱会则属于历经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精神透支，对灵魂追不上身体的强烈呼唤。

欧洲艺术起源论倾向认为艺术源于巫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巫术的实质，视为早期人类控制自然力的行为方式，只要懂得适度操纵，就能因势利导巧妙驾驭，对共同体发展及个体成长颇具启发意义。除早期舞蹈、绘画和游戏，音乐被视为最高“巫术”，但本质不是愚昧，亦非早期人类以愚昧方法令自然听从内心使唤，为降服自然呼风唤雨，而是形成原始精神氛围，作为一种魔力，丰富生命，激发意志。

黑格尔认同音乐面对酷烈命运可解放灵魂、摆脱限制和缓解压抑。尼采则把音乐看作生命的必需。尽管个体渺小但可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心。关心民族命运和关心每一个人，就是关心自己，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激励每个人付诸努力影响更多人。人人都希望自身强大，位高权重、刀枪不入、俯视万物，然而，不管拥有多少作品，多大权威以及量化了的所谓资本，均未必真正关乎生命本身。

从苏东坡的旷达人生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从神秘金字塔再到奇异三星堆，围绕人生的孤寂、爱恨、生死、迷惘、欲望，乃至个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人生课题，古今中外太多哲人从不同思想体系上下求索，执着探寻。时至今日，现代人已经拥有先进文化，一旦涉及生命及人生意义，依旧心存困惑、苦苦追问，甚至以伪科学行为诋毁人性，践踏人权，亵渎文明，阻断历史。

古典音乐为人类提供了虚无主义和悲观失望，但同时构筑了依恋自然洞察世界谛听生命节律、彰显人性光辉的庞大主题。进入21世纪，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每个个体对于所处时代、所在民族有着更深入更直接的体会。发掘真知，彼此努力，各司其职，对重大社会问题全面参与，集思广益，而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逐层压制，过路抓取，执意内耗，外行带内行，遇事就推诿。

有网友乐于把现实中的人与社会经纬比对。眼花缭乱的统计数据，鳞次栉比的硬件设施，及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高科技与个性发展和人文关怀，未必正向成比。冠病疫情起伏不定，不同国家施策迥异。有者以人权民主自居，漠视老弱病残生命安危，面对骇人病亡数字无所作为，但仍悖逆基本人伦，自视抗疫“世界第一”；有者以动态清零静态管控为准绳，但机制缺失衍生多重次生灾害和人道危机，制造无助和焦虑。基层矛盾、官员丑闻及疫苗事件顺手拈来，比比皆是。

第五波疫情攻击上海，挑战管治阶层，全面考验人性。封控、闭环、隔离和层层加码，一度导致不少人对未知的迷茫和人生的恐惧。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镜，映射了生命与人性演绎全过程。有大中学校为自求平安，数日不让学生离开校园，多地出现反应迟钝、性格异常个案，但得不到应有干预，甚至网传密接或阳性学生在天津竟无缘参与关乎前途命运的升学考试。作为精准防控标兵的“全国人民的大上海”多轮疫情暴发后，依旧未能避免重蹈武汉封城覆辙和艰难的心路历程奇迹。

抗疫出发点是围剿病毒保护市民，但矫枉过正就本末倒置。趁火打劫有之、落井下石有之、发国难财有之。在全民抗疫过程中，人们对基层管理方式不理解，甚至对所谓“志愿者”概念有了重新认知，对上海形象和时代楷模有了全新诠释。超级大城市在风险预防、应急管理及统筹效率过程中的短板所造成的巨大市场混乱和人性灾难，令人对新时期城市治理能力窦生疑虑。

个体尊严比各种主义更高尚

作为超级大都市，上海以科技水平及现代化智能水准在中国独树一帜。但疫情下的“上海现象”如何深入解读，至今仍扑朔迷离。学界试图从三个维度予以透析：一、地方政策和中央精神相悖逆；二、上海在历史上惯以引领时代为己任，疫情治理打头阵，敢想敢试欲创新；三、上海经济发达，文化固化，社会繁杂，以至成为人文学者笔下惯用的“崇洋媚外”和“自以为是”。

灾难面前，人类除了坚决斗争，还需要政策的科学性、地域可行性和人文实践性。罗素是20世纪哲学家，其思想对公共领域颇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权力欲属于在占有欲、竞争欲和虚荣心之上的终极诱惑，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最危险之动机，而且容易被操纵或滥用。人类直面重大灾害须要明辨是非，不能轻易被所谓“正义”裹挟，生命个体的尊严，其实比各种主义更高尚，亦更值得尊重和珍视。

“我渴望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屈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没有个体，集体何焉？人类习惯于没完没了的、难以实现的，乃至臆想中的目标追求，而未必满足已有事物之需并罔顾现存事实。欲望是行动的动力，可不断驱使一个人或地区在谬误理论中一意孤行。上海抗疫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既忽视了普通群众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又漠视了医务大军中每个个体作为人的基本诉求和实际压力。

音乐艺术或网络文化皆是反映现实社会的表达形式和基本载体。不管是摇滚抑或自媒体，在褒扬人性美揭露假丑恶方面，直观易懂且富有审美情趣。每个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人性的光辉则出自于人所创造的文化中的善，并可以磅礴力量抑制人性中的邪恶、残忍与自私。惟尊重人格而不伤及无辜，或可真正意义上实现以人为本的核心逻辑，成为抗疫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全过程的无他之选和科学遵循。

作者是香港社会学学者

语言学教授

剑桥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