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要掌握一门新的语言，须要通过自己一生下来便一直在使用的母语作为媒介，这个道理不证自明。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官方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以及旅游中国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所看到的繁华景象，加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莫不让海外华人油然产生与有荣焉的自豪，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新的微妙变化。

新加坡的华人同样不能例外。

有趣的是，除了传统上被视为代表华社的华校生有这种共情外，一些过去嘲笑华校生英语讲不好的英校生，或许因为对中华文化所知不多而有了距离就是美的遐想，所表现的朴素民族自豪感，可能比自己所瞧不起的华校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海峡时报》的读者投书或文章中偶可窥见一斑。当然，所谓华校生、英校生都是历史的产物，当双语教育成为主流后，本地华人的身份认同也随之改变。

身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南亚，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现实，长期影响且困扰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天然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让不少本地华人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强调尊重多元的价值观则要求华人以大局为重，在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等对少数群体保持政治敏感。

但这种平衡却是高难度动作。比如早期的讲华语运动对方言的针对，就老一辈华人而言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痛苦牺牲和付出，然而反讽的结果却是英语一枝独秀，成为华人的主要家庭用语；但非华人却因为运动强调华人使用统一的语言，而感受到莫名的沙文主义忧虑。两者的委屈都是真实的。

据说源自日耳曼犹太人意第绪语学者魏因里希（Regina Shabad Weinreich）的语录“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机智而幽默地道出了所谓官方或国家语言的政治本质。在新加坡，英语继承了上百年殖民历史遗绪，在法定四种官方语言里的独尊地位，自有其合理性。但强把属于官方语言之一的华语文称为华人的共同母语，则无异违背本地的历史和文化现实。

顾名思义，母语就是一个人打从娘胎出世最先接触的语言，也就是妈妈所使用的语言。

新加坡华人祖辈多来自华南的闽粤琼地区，各有各的母语，唯独不是演化自华北方言的华语。当然，华语作为民国前的官话、民国时的国语，以及1949年后全国通行的普通话，是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一些海外华人在学校正规教育学习使用的语言。但它绝非所有中国人和华人的母语。

在当下的新加坡，当越来越多华人家庭用语改为英语时，这些家庭孩子的母语严格说是英语而非华语，因为他们呱呱落地后听闻的主要就是英语，华语是入学后才学习的第二语言。坚称华语为这群人的母语，除了有违事实，恐怕潜意识里导致他们学习时产生抵触心理也未可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华语正名，摘除母语的政治称谓，或许是改善华语文教学的必要一步。

与此同时，反思对待大多数新加坡人真正的母语——方言——的态度，可能也有益于学校华语文的教学。这一点，资深基层义工和作家沈壁浩5月14日在《联合早报·言论》文章里的观点，就不无参考价值。既然是妈妈的语言，就无所谓干扰在学校学习其他语言的担忧。要掌握一门新的语言，须要通过自己一生下来便一直在使用的母语作为媒介，这个道理不证自明。跟华语一样，闽粤琼潮客语等都基于汉字，以这些方言为母语的子弟学习华语，当然能触类旁通而事半功倍。

这么做非但只有尊重事实的考虑，也关系到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利害关切。

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固然有着密切的民间联系，以及历史和血缘上的亲近感，但新加坡和中国却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着彼此不同的国家利益。世界正逐步走向“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后全球化新时代，各国都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壮大诚然为区域国家创造巨大的商机，中国政治外交影响力的扩散，也同时让区域国家感受到大国的阴影，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尤其深刻。

当年为了统一华人语言，打造和谐社会而对新加坡华人母语的歧视，如今却为中国对本地华人施加文化乃至政治影响力大开方便之门。可能有人会说，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或许是解药。但新式英语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历史浅薄，又欠缺足够的文化内涵积淀，犹如无根的浮萍，不足以作为凝聚国民共同身份的工具。况且，新式英语的很多词汇和句子结构，其实脱胎于方言。那还倒不如回去原汁原味的母语，更有利于塑造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福建人有句押韵的顺口溜曰：“香港出歌星，台湾出明星，美国出战争”，香港风靡东南亚的脍炙人口的流行曲、万人空巷的原音港剧，以充满生活趣味的粤语，塑造了香港人特有的身份认同。

同样的，源自闽南语的台语和融合台语的台湾国语，也让台湾人拥有自己的乡音和认同感。新加坡未必不能从中汲取灵感，从自己妈妈的语言中，提炼出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的独立身份和国家意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