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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生说

黄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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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若为新冠肺炎（新加坡称冠病）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亦不得参加考试。”——本月18日，天津市春季高考网站一则针对涉疫考生的“禁考令”，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批评防疫条例剥夺了学生基本的考试权，冲击了全社会“对考试公平底线的认知”。迅速升温的舆情令天津政府在19日凌晨政策急转弯，表明将为涉疫考生重置考点；中国官媒相继转发天津修改条例的消息，试图为舆情灭火。

这并不是这轮疫情中，首个引起舆论关切的高考消息。本月7日，上海宣布把原定于6月7日起举行的上海市高考展延至7月7日至9日后，网上也出现两极化反应。

部分上海考生对延期安排表示欢迎，但也有网民批评这项措施对其他省份的考生不公平。这波疫情已波及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各地考生都受到封控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人因此质疑，若上海高考可以延期，那能否也让其他省份的考生有更多时间备考？

中国民众防疫的承压能力极高，对反复的核酸检测、严格的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带来的不便都高度配合与理解；但一触碰高考议题，民间情绪就变得格外敏感。

高考为何如此紧密地牵动中国民众的敏感神经？原因在于，高考制度恢复实施40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保障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根本制度。尤其是对中下阶层的考生而言，高考是他们晋身重点大学，进驻一二线城市，改变个人和全家命运的关键途径，因此在不少民众心中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昨天在澎湃新闻就高考课题发表评论文章，强力捍卫考生的考试权。

他指出，考试是中国人才选拔最核心的方式，这使考试演变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参加考试的权利是中国“教育平等最重要的呈现之一”。考试权就如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不能任由公权机关随意处置和限制。

赵宏强调，如果要取消冠病阳性感染者以及密接、次密接等考生的考试资格，必须要有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授权，不能仅仅依照防控指挥部的决议或工作要求擅自处置。

中国高考的报考人数去年达到1078万人，今年的报考人数预计将再创新高，增至1120万人。高考的安排不仅可能影响这些考生的个人命运，更涉及中国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这些更深层的课题。

这是高考连续第三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初期，已经开始有舆论关注疫情对高考制度带来的潜在冲击。

2020年初开始，大部分学生因疫情转为线上课。有媒体报道，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应考生在疫情之初较难适应线上课，一些例子包括他们家中网络较不稳定、家里同住的人较多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没有额外资源聘请私教弥补线上课的不足。

相较下，富裕家庭更容易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居家学习环境和资源；这意味着，少了校园和教室这个平等的空间，家庭条件将对考生的学习效率和成果产生更直接的影响，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因此加剧。

和过去两届高考生不同的是，今年的应考生几乎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涯。线上课成为他们学习的一种常态，家庭条件带来的差异，可能在他们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对他们的高考成绩乃至长远人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疫情削弱教育体制的公平性、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在疫情暴发后，荷兰、德国、丹麦、印度等国家都有研究团队就此课题展开研究。

不过，中国高考极度激烈的竞争及庞大的规模在全球少有，加上中国严格的防疫模式已经持续三年，“疫下高考生”逐渐形成规模越加庞大的一代人；因此学生之间看似微小的差异，都可能演变为波及面更广的社会问题，必须受到官方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