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柏文

5月20日，蔡英文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满六周年。由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施政支持度为46.2%。对比于前三个月各家民调平均51.6%的支持度，蔡政府对近期本土疫情升温的准备不足，小幅损及声望。

不过同样是执政六周年，2006年5月的陈水扁只剩25.4%支持度（年代电视）；2014年5月的马英九才刚经历太阳花运动的冲击，民调更来到尴尬的17.4%（台湾智库）。蔡英文对比于前两任，在民意支持上显得更为稳健。

何以致之？人言各殊——绿营或许归功于蔡的路线与领导风格，蓝营则不免质疑是蔡善于媒体收编、带动网络风向。不过除了蔡英文本身功过，她所面对的内外局势，也与前两任总统有关键的差异，值得思索。

国际局势的逆转

首先从最宏观的尺度，蔡英文是台湾首位碰上全球化逆流、中美对峙升高的总统，并从中享有新冷战格局的经济与外交红利。

过去的陈水扁、马英九在执政期间，都必须力抗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例如陈水扁上任后，就遇到网络科技股泡沫破裂，台湾数十年来首次的经济负成长；马英九上任时，更撞上美国次贷风暴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从长线来看最棘手的，是持续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对台湾资本、技术、人才的磁吸效应，持续掏空台湾的产业动能与信心，并带来长期的薪资停滞。早年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就是在因应这个结构压力踩煞车；陈水扁则透过“南向政策”，尝试绕过中国大陆走出另一条路；马英九的战略，则是反向透过推动两岸交流，减少台湾连结世界的政治阻力。

对比之下，蔡英文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时空。她在2016上任那年，就发生“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两件象征着全球化浪潮逆转的指标。同时，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也逐渐翻转过去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遵循的“韬光养晦、改革开放”道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冲撞，则逐步揭开中美新冷战的序幕。

中美贸易战带动全球供应链重组，驱使许多外销欧美市场的台商，把生产线移回台湾，也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习政权的战狼外交、对香港民主的强势针对，则反向巩固了台湾对自身自由民主的认同珍惜。中美新冷战结构的浮现，更把在全球化年代逐步边缘化的台湾，推回世界舞台的中央。

也正是迎着这三道气旋，蔡英文即便在执政最初民调也曾低迷过，却仍能在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重挫后，迅速以“辣台妹”的新人设、“抗中保台”的大旗，以及“勇敢自信、世界同行”的口号，赢得连任并巩固延续至今的民意支持。

反对力量的局限

再者，从政治竞争的层次，蔡英文也享有比前两任总统更多的余裕。陈水扁在任期间，一直面对朝小野大的掣肘，后期还爆发国务机要费争议，引起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的红衫军行动，腹背受敌。马英九在位期间虽能掌握国会，民进党支持度也长期未见起色，但同时迅速发展的社群网络，却串连出一股股不隶属于任何政党、野生、反建制的批判力量。从2012年反媒体巨兽、2013年洪仲丘案抗争，到2014年的太阳花，不但对马政府的挑战不断，更孕育出后来包括柯文哲、时代力量等广泛的“第三势力”。蔡英文则相对幸运许多。2016年当选总统的蔡英文，享有国会绝对多数的奥援。当时包括柯文哲、时代力量党团等第三势力，都算是一起击败国民党的友军，彼此也仍和善。国民党惨败后，党权转到统派色彩浓重的洪秀柱手中，在政治光谱上更显边缘。

其实蔡政府上任后，先是“年金改革”令不少军公教感到受辱，两岸关系也冲击基层农渔摊商生计，接着同性婚姻冒犯保守社群，《劳基法》二修同时惹恼劳资，而能源政策与空污带来的不满，更造成声势低迷。然而当时汇聚这些不满的，却是以“卖菜郎”形象重返政坛的非典型人物韩国瑜。随着韩背弃市长政治承诺，挑战总统大位失利后再被罢免，个人的暴起暴落，也连带打包重挫了这些反对声浪。2020年韩国瑜惨败，造成深蓝支持者的创伤；渴望报复的好战情绪，更持续箝制着蓝营。此后国民党虽经江启臣、朱立伦的力图改革，也在政党制度章程、论述与经营上做出许多突破，至今仍难走出“安抚深蓝、团结党内”与“扩大中间、青年选民认同”的矛盾。

每当国民党有朝政治光谱主流靠近的努力，党内总有人嘲讽这是“拿香跟拜、没有战力”，甚至指控党中央“被绿营渗透”。当党中央因应蓝营基层要求，对蔡政府施政强势抗争时，又易招致外界“不理性”的观感。

另一方面，走向连任的民进党，也更吝于与第三势力分享资源。它不只策反吸纳了时代力量、社民党的指标人物，也与柯文哲决裂；几个小党更难有效形成制衡力量。

综上，蔡英文外有国际局势变迁的助力，内有政治对手分裂带来的余裕，而能在执政六年，任期来到四分之三的时刻，仍拥有远高于前两任总统的民调支持。但稳健的民调数字，却可能掩盖了蔡政府执政的若干缺口：

高民调下的执政缺口

首先，以蔡政府自豪的防疫而言，不管是去年德尔塔疫情时的“缺疫苗、缺筛检量能”，或是今年奥密克戎大暴发时的“缺快筛、缺规划配套”，一再显示蔡政府并未做到所宣称的“超前部署”，反而在初期防疫成功的自满中，欠缺与时俱进的风险判断。

其次，这种风险规划的不足，也常见于蔡政府其他政策。例如近年台湾常停电，虽然每次都能归咎于某些意外；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进党能源政策长期基于若干“过于乐观”的假设，造成整体电网容量、台电人员的过度紧绷。像2020年的缺水危机，2021年的太鲁阁号列车事故，也都让外界质疑蔡政府官员风险意识的不足。

再者，从“口译哥”的破格任命、私烟案、监察院人事，到近期华视出包凸显的公广集团人事任命，蔡政府常陷于各种“用人唯亲”的指控疑云；在媒体文化界，也常传出各种标案、补助、准驳“先看颜色”的传闻。加上以政府预算组织网军，在争议事件中牺牲基层文官的事件，这些印象对文官体系士气的打击，与对自由开放价值的妥协，都应正视。

最后，蔡英文在中美冲突中单押一方，处处高调展现“抗中”立场的做法，虽有利于巩固民意支持，但也难免鼓动大陆政府武统鹰派在北京的声势，推升两岸战争风险。不管是政府风险规划、基础设施的韧性、社会公正的信心，以及台海安全平衡，都对台湾永续发展十分重要，不应被一时民调遮蔽。

作者是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特约副研究员

蔡英文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时空。中美贸易战带动全球供应链重组，习政权的战狼外交，中美新冷战结构的浮现，促使蔡英文赢得连任并巩固延续至今的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