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刚

自3月下旬上海暴发疫情以来，截至5月7日，累计确诊人数已超60万，死亡人数535，超过2021年全年中国冠病死亡人数。曾经精确到20平方米奶茶店的精准防控模式已经失灵，疫情持续外溢到周边省市，甚至导致杭州亚运会延期，成都世运会推迟，汕头亚青会取消，上海高考、中考也相应推迟，一些国际赛事或延期或取消，上海出现严重的地方治理危机。可以说，上海本轮疫情已经不再是上海一地的事情，而是可能升级为席卷全国的公共卫生危机。

此前上海市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吴凡在回答为何不封城三五天以遏制疫情时说：“上海不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封城会影响全球经济。这番话在中国互联网上成为公开笑柄，沦为亿万网民嬉笑怒骂、口诛笔伐的对象。

就拿笔者老家来说，一个中部省份的落后城市，即使在2020年武汉疫情最猖獗时期，都不曾采取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核酸筛查、全程查看行程码与健康码、部分小区封区等严格措施。可这次上海暴发疫情，一些人从上海偷偷跑回老家，导致当地接二连三出现上海相关病例，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地方政府为了严控疫情，也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采取了武汉疫情以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甚至引发一段时间的抢购风潮，弄得民间沸反盈天、怨声载道，纷纷谴责、咒骂大陆政府上海市委和政府的颟顸、不负责任，冠病阳性患者竟然可以乘坐火车，一路畅通无阻地返回老家，各种防疫措施形同摆设。

由此可见上海封城之前防疫工作的混乱、低效和无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31日，中国中央政府定调疫情防控政策，上海防疫工作才出现转折，不再拘泥于此前的精准防控，而是从严从紧，实施人不流动、足不出户的全域静态管理。从“精准防控”到“动态清零”，上海市政府在一星期之内发生180度大转弯，原因何在？

政府各个层级处于“连坐”关系

这是因为中国现行行政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承袭了高度集权、层层控制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体制。上下级之间是严格隶属关系，上级的指令，下级必须完成。具体言之，就是上级政府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层层量化和指标化，下放给下级行政机关，以这些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来决定下级政府及其官员的升迁和奖惩。这种压力逐级传导，并最终下沉到基层政府的科层末梢，使得政府各个层级都处于“连坐”关系的体制；中国学术界称之为“压力型体制”。

在中央政府高压之下，上海防疫政策不得不转向“动态清零”。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变和层层加码的行政指标，基层政府拥有的社会资源却非常有限，相应的政府治理能力无法及时跟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难免顾此失彼，这是上海防疫乱象百出的重要体制根源。

例如上海疫情发生后，市民出现生活物资困难现象。实际上，上海并不缺乏物资。一方面作为全中国的经济中心，本身生产大部分物资；另一方面其他各省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上海。但各政府机构在压力型体制下，把上级任务层层发包给下级，上级在行政发包的同时，也把自身压力传导给下级。而下级为了避责，就把防疫措施简单化、粗暴化，大搞一刀切和形式主义，擅自关闭或阻断交通，或动辄以不符合防疫的要求查扣运输车辆，行程码带星号，导致很多货车司机和外卖小哥无法及时送货，频频发生蔬菜烂在车上或仓库，而市民却买不到菜的荒谬现象。

作为中国最发达、医疗资源最丰富的上海，所奉行的精准防控，在奥密克戎病毒面前栽了个大跟头，从曾经的“防疫优等生”，瞬间“塌房”，使中国关于与病毒共存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与病毒共存，也没有条件“躺平”。因为连上海都玩不转的事情，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冠病疫情防控任重而道远，不可须臾大意，上海即是前车之鉴。

作者任职于中国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