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巨

从西安疫情开始，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在持续加强。西安是继武汉后第二个实行封城的千万人口级别省会城市，之后的天津，是全国首个迎接奥密克戎挑战的直辖市。天津创立了“静默期”“原地静止”“全域静态管理”概念，为改造版的封城。之后的吉林省疫情，吉林市、长春市直接实行封城管理。

上海疫情传播迅速、流行面广、影响范围大的特点，已超过2020年武汉疫情的规模。在上海疫情冲击下，官方强力要求各省市“统一思想，严防死守，坚持动态清零，坚决打赢奥密克戎病毒阻击战！”于是，各地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升级，把防疫工作当成首位的政治任务来抓。只要有阳性病例，哪怕只是个位数、两位数，各地政府立即启动最高级别防控措施，迅速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5月1日北京的划分又增加了临时管控区、强化防范区，越发细腻。天津之后，“全域静态管理”这种异名版的封城，被各地广泛应用，配合“静默”“原地静止”等要求，最大范围限制了域内民众的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频密的核酸筛查，用管理者的话说，就是用最短时间把“阳人”捞出来。各地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域内全员进行密集捞捕式的核酸筛查，大有“宁可多查一万，也不放走一个”之势。

在严厉的防疫政策下，大批民众承受着政策传导下来并日益加重的压力。随着压力持续和加码，对普通民众眼下以及今后的生活、工作和经济状况都会带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也是对民众承受力的极大考验，至少发生如下几种状况：

一，急诊被拒，患者死亡事件屡屡发生。

西安、吉林疫情期间都发生过急症患者就医被阻、医院拒收，导致急诊患者死亡、孕妇流产等事件。3月和4月份的上海疫情期间，同样事件又重演。上海某医院一位高年资护士因哮喘发作，求救本院急诊被拒而去世；还有急症叫不到120救护车的，等不及核酸检测结果亡故的。前几天又有江苏医院拒诊一岁半卡喉急症儿童，致其不得救治而亡。原因都是无核酸证明。

在急症面前生命是极其脆弱的，对普通群体更是如此。此时只有医疗救助能挽救危急中的生命，而关闭了救治通道，也就关闭了生命通道。难道防控政策对医疗机构的保全，一定要用急诊患者的牺牲去换取吗？

二，停工、失业、倒闭现象大增，家庭收支链条被打断，负债、违约频繁出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随着疫情封控，上海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暂停键，收入暂停、物资告急。他们是家中收入来源，看病、上学、生活都指望着他们的收入。被采访者说：“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怕转为阳性，而是生活能否坚持到那一天”，透露出对未来明显的忧虑。他们担心“不知老家割麦子时能否解封？”他们必须不停工，保住收入，往家寄钱。受影响的何止农民工。大企业压缩裁员自保，中小企业掀起倒闭潮，毕业生就业困难，失业无业现象大增。影响传导至金融地产业贷款违约、民众资金链断裂现象不断出现。

三，物价上涨，甚至人为暴涨，生活成本倍增，加剧收入减少的恐慌。

推出人员静止，封、管控管理措施的地市民众都以上海为鉴，如北京、河北、江苏及现在的郑州等地，都出现了民众抢菜、囤菜、抢生活物资的风潮，加上运输的蹇涩，短期大幅度推高了物价。在上海平时一、两块钱的泡面涨到八块（人民币，下同，约1.6新元）。上海一家三口被封44天光买菜花了2万元。诚然，涨价现象有太多社会因素，有哄台物价的，有囤积居奇的，但更多的考量是通过价格上涨来弥补其他方面的支出。所以即使短期因素消除了，价格也回不到涨价前水平。这一切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社会压力加大。

总之，严厉又持续的防疫政策带来的巨大影响，完全传递给了大量普通民众，他们在精神、心理、工作、生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的压力，其承受度是任何管理者都不能忽视的。

作者是中国山西省太原市退休中医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