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中美冲突是历史必然，但最终结果是和平共处还是一决雌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智慧能否战胜乌眼鸡和红脖子，即双方国内好斗的舆情民意。目前两国民间都表现出了不健康的情绪和妖魔化对方的倾向。由此形成的强大的“政治正确”的压力，对不同意见有噤声效果。

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然而透过这些不同，显示出来的人性的缺陷是一样的。双方的政治制度都欠缺纠错的能力，尽管原因不同。

人的劣根性

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及其祖先以家族为单位，分布在广袤的丛林和草地上。为了生存，对内他们必须紧密合作来狩猎和采集食物，对外必须守护自己的领地。久而久之，人们几乎是自动、下意识地区分他我——内群体和外群体。由于分布稀疏，群体之间往来很少，对出现在自己领地上的陌生人，他们一般都当作来劫掠的敌人来虐杀。上世纪初，人类学家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它地方观察到这种现象。对现代人的实验，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也证实了人性中这种分群、仇外和攻击性倾向。

研究还发现，人类暴行的两大主要原因，是我们通常认为好的、并且谆谆教导我们下一代的——自尊和道德理想（high self-esteem and moral idealism）。自尊受伤是日常生活中暴力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屠杀，种族灭绝，战争和恐怖主义都脱离不了道德理想主义，或建立理想社会的努力。道德理想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他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人们总认为己方是正义的而他方是邪恶的，并编织故事，给对方贴标签、画脸谱、戴帽子来创造出学术界称为“纯邪恶的神话”（myth of pure evil）。一旦将对方贴上邪恶的标签，就不再把他们当人看，对其为所欲为，就像二战中纳粹对待犹太人那样。那些施暴的德国人，往往平时都是有教养、受尊重的公民。

任何己方人质疑这个神话都是叛变，必须受到严惩。被逐出群体，对人这个社会动物是最高惩罚。为了不被自己人开除，即使心中有疑问，人们一般都会从众，甚至为了表现突出而争先恐后地施暴。这就是文革暴力的心理基础，也是“政治正确”的压力源。

从进化论来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也是一种过时的本能，用到现代社会就会产生灾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民族灾难，错在毛泽东低估人性中的恶，听任其借群众运动发泄，造成以“阶级”划线，“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大量非正常死亡。人性中的这种残暴在打江山时很管用，但用在坐江山时就无法控制。法西斯主义是群众运动催起来的，民粹主义在美国这个民主大本营推出一个大独裁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美国：政治正确的诅咒

乌眼鸡和红脖子的一个主要效应是常识和理性被淹没。美国政治和社会矛盾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去常识化，即作为全社会共识基础的常理被湮灭了，使得整个体制无法正常运转，大量矛盾堆积和恶化，乃至国运倒转。

有三种力量在美国引发去常识化。一是党争绝对化。两党制将敌我意识引向零和博弈，两党都成了红脖子，奉行的是类似中国文革时期的乌鸡眼斗争哲学。它们在政治得分上斤斤计较，选战成了宣战，为反对而反对，为否决而否决。二是政治正确化。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了，一个词用得不对了，就示威抗议，大批特批，上纲上线，诉诸法庭，对峙公堂（国会听证），抢占道德高地（唱高调），义愤填膺地挑起社会纷争，为极端势力创造了机会。第三个是法治盈利化。律师无孔不入，到处制造诉讼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样不仅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封死了大量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人人讲话或冠冕堂皇，或谨小慎微，不敢讲实话真话，不敢遵从常识。

这些使社会戾气充斥，不满情绪沸腾，挫折感越来越多。这种敌我意识和抢占道德高地的战法，顺理成章地被用到中美关系上来。两党在政治正确上少有的共识，是将中共定义为“邪恶”。中国的崛起唤起了原始本能中的“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应激反应。当然“正义”一方是不会逃的，“战”是唯一选择。在正义感和古老本能的驱使下，美国由于种种缘由，陷入一场对中国的“正义的战争”，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像它当初卷入越战，发动中东、阿富汗以及许多其他战争那样。

中国：文革态势的回归？

不幸的是，类似的机制也在中国激活了。同美国人一样，一旦“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中国人也很难吸取历史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的教训。虽然党争和经济社会诉讼化离中国尚远，但在政治正确上，中国正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特点。同那个时代比，当下美国的政治正确乃小巫见大巫。

那是个红色恐怖和愚昧横行的年代。人们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做人毫无尊严。那时远不止是红脖子乌眼鸡，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明目张胆的打砸抢烧杀。文革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像一架绞肉机，每一个被绞的人又都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也在绞别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悲剧的始作俑者。当刘少奇面对批斗他的红卫兵，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维护他的人权时，他似乎没有想到，数年前他批斗彭德怀时，彭也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当前，造成文革浩劫的一些基本条件隐隐再现。意识形态正统的恢复，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正确，包括对思想和信息的控制，和一面之词化的宣传。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被煽动起来，言论上的禁忌越来越多，人们的思路越来越狭隘，常识和理性正在退位。对别国肆意嘲笑、贬损和妖魔化，把本国封闭在一个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充满肉麻献媚的话语世界里。到处是阴谋，到处是敌对势力，告密受到鼓励，连文革的语言风格也回来了——哪些话能讲，哪些不能讲，怎么讲等，都有详细规定。

创新也有，包括用网上谩骂和人肉搜索来代替文革的街头暴力，雇佣大量水军来制造“民意”和粉饰太平。用过时观念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是文革后罕见的，也同多元化社会的现实相矛盾。

在对美关系上，倒是一贯鹰派的军方，发出了一些鸽派的声音，而一贯扮演鸽派角色的外交和外事部门，在乌眼鸡和红脖子的呐喊声中，掀起了“战狼外交”。这种角色调换在全世界各国都很罕见。“战狼外交”打打嘴仗无可厚非，但不要弄假成真。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时，人们不自觉地就当了人的劣根性的俘虏。文革时是造反派，现在是“爱国贼”，他们能够造成的损害，是外部“敌对势力“无法办到的。

理性、常识、平常心

无可否认，中国是被动应战的一方。中国人感觉民族自尊受伤，坚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且本能地要以牙还牙，这都很自然。但须认识到，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外，上百万年养成的人类秉性也在起作用，双方都坚信对方是坏人，是邪恶，故两国相争来日方长。在这种情况下，纠缠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看谁能够自觉挣脱劣根性的束缚，发挥理性的作用，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才是和平崛起的大智慧。

人类能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是因为它能够用理性来压倒动物秉性。理性、客观地来看中美关系，美国实力强悍，盟友众多，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中国是绝对少数。美国及其能够调动的盟友的实力加起来，远远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达到的程度。现在不是自我膨胀的时候。

近代历史上的世界霸权更替，都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之内（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另类文明大国的崛起，中国是首次，故面临的困难和复杂局面是空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古语所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的因素不可避免。所以更需要理性、智慧、常识、耐心、不骄不躁不怒，和保持一颗平常心。历史上被打下去的崛起国几乎都是无耐心、愤愤不平的红脖子，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发起挑战或陷入冲突。

中美双方都不缺乏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往往是敢发声，在本国却没人听，反而为中国媒体大量引用。在中国则往往是没人敢发声，怕被当局针对、被网民人肉。理性、常识在太平洋两岸都在退位，躁狂正在取代平常心。常识和理性死了，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要么像苏联那样走向停滞衰败，要么像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而最终灭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是有人格，守底线、尊理性、重常识、有担当的公民。有了这样的公民，人性中的恶就能够受到较好的控制，国家稳定和社会进步就有了基础，也更有可能和平崛起。中国应该为这样的公民成长和发声，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