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作为《联合早报》的忠实读者，拜读了2月7日早报上发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大作《区别新旧社会主义》一文后，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初观其文，感觉文章虽很短小，却在有限的篇幅内叙述了社会主义的前世与今生。作者试图在新旧社会主义的对比框架中预见社会主义的未来，不能不让人感叹于其中所蕴含的浓郁历史感和深厚的现实感。

然而，复读其作，却又不免让笔者渐生疑惑，乃至产生满腹疑云。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笔者随即按图索骥，检索并阅读了郭良平先后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其他文章，才终于茅塞顿开、思路亦渐次明朗。笔者发现，郭文中实际上还隐藏着诸多让人不易察觉的种种不实之语。今特略陈管见，以与作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反思名义下的新自由主义之实

文章始于从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到新自由主义遭遇空前危机和中国崛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拳拳之心）的时空转变。在这种对比显著的时空转换中，不仅彰显了作者宽广的历史视野，勾勒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同样也内含了一个逻辑前提：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当作者认为今天“新自由主义遭遇了空前的危机”“贫富两极化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西方国家的普遍动荡”，已经暗含了自己的逻辑前提。他在文中写道：“不发达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都有两重性：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国家主义之实。”借用此话，他实则是：以反思新自由主义为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的主流思潮，经历了从经济思潮到政治思潮的演变。虽不同学者主张有异，但共同的核心主张：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与之相匹配的是政治上否定国家干预、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

郭文一方面大谈新自由主义面临的空前危机甚至是破产，一方面又用抽象的理论框定具体现实，即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裁定中国社会现实，认为旧社会主义是“霸道、残暴和血腥的”国家主义，同时基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悬设，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应该是“人性化的”。

无论其使用的语汇、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推理的逻辑，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郭文一方面认为旧社会主义“霸道、残暴和血腥的”是国外公众印象，一方面又认为“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下，老百姓也会兴高采烈地跟着走国家主义的路”，这貌似是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的价值判断，但是公众或老百姓能够这么顺利地在“明智”和“愚蠢”之间换位，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手法吗？我们毋需推断他是否是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但至少他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即使他有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初心、挣脱新自由主义的意志。

新旧社会主义能否转换

郭文把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旧社会主义，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当然按照他在文中对新社会主义六个内涵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属于不完全的新社会主义，依然存在向旧社会主义回归的可能）。

抛却这些细节的争议，根据经济运行模式的不同所做的这种划分是否合适呢？在否定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探讨新社会主义，是否符合历史发展之实际情况呢？这是一个须要澄清的关键之所在。

从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括都不为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新、旧社会主义来表述这种变化有一定道理。但是作者可能没有关注到，经济体制仅仅是经济的具体运行模式，换言之，“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仅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用新、旧社会主义这样对立的范畴来表达并不恰当。大陆政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即郭文所说的旧社会主义，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即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因此也就不存在他所云的“大陆政府在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主义之间徘徊”，更不能用所谓的新社会主义来否定旧社会主义。这既不能在逻辑上自洽，也不能与现实相符合。

如果非要表述出来这种变化，我觉得用“阶段”可能更合适。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探索“两只手”在经济发展中的匹配关系。但我们没有称之为旧、新资本主义，而只是把它们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也没有用新状态否定旧状态，毕竟它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无论持什么“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谁都无法否认：世界不是一个既成事物的结合体，而是不断生成着和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不断的调整中，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固定模板。

中国特色与世界社会主义大势

郭文认为世界上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多了，并不代表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这个确实如此。对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竞选总统的美国政客而言，在本质上他不仅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赞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他而言只是招揽选票的旗子罢了。但他又肯定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潮”，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这种社会主义的大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认为大陆政府不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大潮的引领者，而是受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而水涨船高。从资本主义内部探寻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大势的因素固然没错，说大陆政府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势中水涨船高也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能在逻辑上推断出大陆政府在世界社会主义大潮中没有引领作用。

大陆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国经济产生了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奇迹，“中国模式”成为唯一仍屹立的挑战者（见郭良平《大陆政府百年庆与苏共卅年祭》：《联合早报》2021年6月25日），对世界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心难道没有提振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难道没有可资借鉴的价值？答案不言而喻。即使我们不跟着太阳的方向迈进，我们也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探寻自己的道路。

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郭先生自己的话吧：“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创新和自我提高的执政党。”

作者是中国浙江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