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时电子报

中时社论

2021年台湾新生儿有15.38万人，死亡18.37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达3万人，连续第2年人口负成长，即所谓“生不如死”。北市、新北和台中首次出现人口负成长，总计9个县市的死亡超过出生人数，随着年轻人不婚、不孕趋势，人口负成长问题将更形恶化，这是一只超级灰犀牛，对长期经济发展与竞争力不利。

居住正义频频跳票

在目前经济社会架构下，出生率下降是自然现象，因生养小孩成本太高、“效益”太低。对社会而言，其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失去经济成长动能，无力支撑退休基金，长照负担加重，被视为“国安问题”；所以各国都使尽浑身解数，要提高妇女生育率。台湾少子化现象严重，美国中情局估测，2021年妇女生育率台湾仅1.1，在全球227个经济体垫底，显著低于法国2.0，英、荷、美的1.8等；这和生活压力有关，特别是居住（租屋或买屋）和教育费用（包括补习和才艺）居高不下，让庶民无力承担生儿育女的高昂成本，加上政治对立、社会纷扰、教育乱象，众多庶民只能以不婚或无子化应对。

解决少子化首要是降低庶民的财务压力；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居住或房价。台湾央行打房震天价响，房价却越炒越高，严重残害年轻庶民的生活品质和生养动机。这个问题的解方，可以参考新加坡作法。

新加坡独立之初，9成人口挤在狭窄的唐人街和落后的马来式村落，政府为实现“居者有其屋”，1960年在“国家发展部”下设立“建屋发展局”，统筹规划和发展新市镇，翻新和重新发展旧宅以满足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和管理住房产业，配套通过相关法规，居民迁移亦由政府负责，衍生的教育和商业需求也由相关部门投资兴建。透过设计良好的公积金制度，为国民规划购屋基金。1968年后公建组屋从出租转为优惠出售，提供25年低利贷款，居民月付1/4到1/5月薪即可拥有房宅。目前，8成新加坡国民居住在规划良善的政府兴建组屋之中。

反观台湾，政府过去兴建平价国宅，但数量少到必须抽签，被视为抽“乐透”。社会大众寄予厚望、只租不售的“社会住宅”，数量也少得可怜。蔡总统竞选政见承诺，8年要盖20万户社会住宅（其中8万户是包租代管），5年达成率勉强接近4成。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8年要盖5万户社会住宅，迄今却不到2万户。重要首长不将“居住正义”当回事来认真推动，跳票时就找一大堆理由。

设立首购专属帐户

和新加坡相比，我们或许没有新加坡的独特条件来为庶民解决居住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政府的领导层，无论中央、地方都缺乏新加坡领袖的决心和魄力，愿意投注足够的资源和心力，为庶民处理“安居乐业”最重要的内涵。而且，中央和地方从不沟通互动，理念和做法多所差异，各行其是甚至搞政治批斗，让人民扼腕。

劳工团体调查发现，台北市平均收入的双薪家庭若租屋居住，每月“租赁”要耗掉月入的4成，新北市也要2成，比起新加坡家庭“购买”组屋只要耗费2成月入，实在是天差地别，乃至于许多台湾年轻庶民不敢结婚生养；但政府高层看在眼里，却完全不当回事。政治人物没人认真执行本来就是低标的住宅政见，设定时无责任感，跳票后又无羞耻心，这正是台湾的最大问题。

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必须要做多元的努力。若不协助年轻庶民解决“居住正义”问题，财务压力太大，要年轻人尽快结婚、生儿育女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有人呼吁政府提供购屋补助机制，为年轻庶民设立“首购屋专属帐户”，让年轻家庭逐月提拨1成月薪入帐，数年后首购屋时提出存款，政府即提供相当补助，让他们得以缴交“头期款”，解决安居的第一道难题。若以每年20万年轻人、10万个有此需求的庶民家庭为例，每户补助80万元则要年耗800亿元，但若能相当程度地处理这个问题，花费不算太大。台湾若要平衡世代差异、追求“共同富裕”，并解决少子化问题的话，值得政府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