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一年，尽管调整了不少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但显然对华政策并不在其调整之列。即使是在美国声称重新挂钩的经贸关系上，中美关系也并不平静。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持续出台相关的制裁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的措施或法案。这无论对中美经贸关系或是全球贸易而言，都是不祥之兆。

作为回应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中国已经在整体发展方向和基调上出现了调整，包括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被视为应对之策。这些政策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甚至自行与全球经济脱钩，不免让外界产生担忧。

从当前的情况看，北京及相关高级官员在多个场合及相应的政策举措上，仍然保持着开放的姿态。比如去年12月27日正式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进一步压缩了负面清单的长度。在2020年版的基础上，两份清单相关条款进一步缩减至31条和27条。

其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完全取消乘用车相关限制”的消息备受关注。根据公开的清单内容，清单既取消了外资股比限制，也取消了同一家外商可在中国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实现了全行业的开放。

即便如此，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仍然值得关注。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竞争，北京须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经济彻底内向发展。

首先是对中国自身经济体量与人口的自信与迷信。面对美国在经贸政策的咄咄逼人，中国不少人以其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而自信能够应对相应的挑战。有中国经济学者就撰文认为，人口规模对未来经济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正得到经济学家的关切。

其理由在于长期经济的增长，最终因持续的技术进步而延续，而人口多的国家，在相同条件下应该比人口较少的国家，能积累更多的创新能力和机会。这不仅因为人口多意味着更多的人才，也因为市场大，能为开发新技术带来更高的回报。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出台的背景。虽然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对外联系仍然是其中的包含项，但在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也就是自身市场为主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过度内向发展倾向，是值得关注的动向。尤其是来自中央的政策，可能被地方官员层层加码，导致政策被扭曲。

其次是台海局势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未来潜在的台海不稳定因素，以及由此可能导致华盛顿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内需市场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西方媒体出现了某种声音，认为跨大西洋经济是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其GDP可达36万亿美元，因此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同时，再结合全球供应链，各国在疫情之后开始的多中心化调整，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可能导致北京决策者不得不做好应对方案。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内向化发展便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化。

最后则是技术因素。中美的竞争，未来是否会导致两国在相应技术标准上的分道扬镳？极端的情况是存在的，也就是，中美未来各自主导其技术供应体系，包括在技术标准和规则上渐行渐远。

考虑到美苏冷战的结局，同样须要意识到的一点是，苏联的失败实际上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是在华盛顿的主导下完成的。苏联在经济上与其他西方国家缺乏联系、在技术创新上与美国分道扬镳，比如在半导体技术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路径。这些导致苏联后来的经济实力，无力支持与美国的长期竞争。

北京在强调技术上的独立自主，避免被“卡脖子”是正确的。但技术上的自主并不等于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技术体系脱离，亦不能够成为经济上自行脱钩的途径。中国在追求技术自主的同时，还要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联系。

正如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程度相当高，但是依然有丝绸之路的持续存在。

中国当下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应当继续让经贸关系成为联系全球重要的途径，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火车头。因此，中国要对潜在的经济过度内向化发展保持适度的警惕，避免迷信自身市场规模，而误以为世界经济对中国无足轻重。即使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经济依然是国家实力的真正基础。

作者是北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