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远

冷战时期，不愿卷入纷争的各国以不结盟的姿态游离于大国博弈，但是，全球化时代下的大国竞争，导致各国难以独善其身，只能根据权力动态发展，编织自我发展的路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对盟友加入其阵营的拉拢，与美国盟友对“选边站”的排斥的矛盾逐渐凸显。“第三国合作”模式具有的中间立场和平衡稳定的特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该方法，以应对大国博弈的冲击和胁迫。

2020年9月18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出席印度工商联合会时说，印度和日本正在考虑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和缅甸等第三国开展合作。2021年1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韩国时表示，两国讨论了让第三方国家参与促进地区安全和“加强多边合作”的问题。2021年12月6日，印度和俄罗斯两国元首在印俄峰会期间表示，两国注意到在孟加拉建设鲁普尔核电站方面的成功合作，并表示愿与第三国探讨类似合作。

特点、崛起动因和战略危害

“第三国合作”是指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地区大国主动采取避免过度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牵连，更为偏向在中美之外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合作的策略。这个策略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排斥中美。目前，中美全球战略博弈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问题。在美国的威胁和要求下，“非美即中”的“选边站”成为不少相关国家的难题，大多数国际事务贴上“亲美”或“亲华”的政治标签，全球二元化状态凸显。

在中美战略博弈之际，其他大国不具备全球参与和竞争能力，但是它们既不愿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又试图战略自主，谋求地区主动权和控制权。为此，它们积极推进“第三国合作”，试图在中美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

第二，地区大国合作主导。即使“第三国合作”是在中美两套体制之外的行动，但并不意味着合作是无序混乱、各为其主的。在“第三国合作”中，一般地区大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等）扮演了主导角色。同时，这些地区大国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压力下，战略趋同性更高，共同合作意愿更强。

第三，广受欢迎。“第三国合作”由于可满足地区大国战略自主和利益兑现的要求而备受推崇，但是这种合作模式也受到“第三国”中小国的欢迎，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中小国国内不同党派，在与中美合作方面存在两极分化/分歧，执政党面临在野党的指责。与日本、印度、德国等地区大国合作，容易推进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意见一致或妥协；二是，“第三国合作”给予中小国一定的身份认可和尊重。

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中，大国和小国的地位是不平衡的等级关系。因此，它们与中美大国的合作往往会被描述为“代理人”“附庸”等角色，导致这些中小国在合作中较为犹豫；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更多被塑造为“合作伙伴”角色，它们更为自信和坚决。

“第三国合作”的崛起动因

第一，避免卷入大国博弈，克服“选边站”困境。拜登政府多次表示，美国不会强迫盟友“二选一”，支持其基于国家利益的自主行为，但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化与领域拓展，严重降低了美国盟友进行战略平衡的努力。

虽然美国并没有明确要求这些国家加入自己的阵营，但是在特定问题上选择立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为了避免选择而经历的各种扭曲，现在已成为国际事务中反复出现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多次表明，亚洲国家不想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扎卡里·派金认为，美英澳安全协定使美国对“印太”的参与，从单纯的安全合作转变为巩固联盟集团。这种从平衡中国崛起到全力遏制的转变，加剧了美国姿态所带来的两难境地。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国合作”是中美战略博弈的“产物”，“第三国合作”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为遏制中国而进行的胁迫。

第二，满足地区大国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的国家诉求。一定程度上，中美博弈为任何与两国合作的国家，贴上“亲美”或“亲华”的政治标签。这就限制了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诉求，而试图进行合作的国家行为，让它们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第三国合作”赋予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寻找其他出路的机会，并通过多股势力的重组与联合，抵抗中美二元博弈形成的“非此即彼”的政治生态压力，实现战略自主。

第三，创造解决历史难题和地区安全困境的条件。以韩国为例，它希望与美国结成牢固的联盟，以支持其对朝政策，而不是对抗中国。此外，韩国希望深度参与印太事务，提升韩国的亚洲领导力以及发展经济。相反，美国对华动机很简单，就是争取最多的盟友帮助遏制中国。

韩国的这些诉求都被美国的对朝政策、印太政策所胁迫甚至威胁，导致韩国在“四方安全对话”“印太战略”等议题犹豫不决。如果韩国自身不寻求重大突破的话，很可能被朝鲜问题等狭隘的地区事务所拖累。为此，韩国只能寻求“外援”，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注重通过提升与印度、亚细安的关系，倒逼美国妥协。

对中国的战略危害

第一，“第三国合作”间接推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虽然“第三国合作”排斥中美的加入，但是“第三国合作”主导国多为美国盟友，一定意义上属于反华联盟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基于核武器扩散对伊朗的制裁、基于人权对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制裁，所导致的美国与伊朗、缅甸、孟加拉国等国关系的疏远，都可以通过印度、日本与这些国家的“第三国合作”实现间接修复。

第二，动摇中国友好国家站队中国的决心。中国在缅甸、伊朗、泰国等国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随着日本、印度、法国等地区大国推进“第三国合作”，这些国家立场开始出现动摇，试图利用地区力量平衡过度对华依赖的关系。

第三，形成由美国遏制、地区大国平衡和小国骑墙的对华“网状式包围圈”。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第三国合作”不利于加强美国领导权，但是可以解决盟友“选边站”的困境，避免盟友倒入中国阵营。对于地区大国而言，战略自主与联合可以加大对华关系的筹码，要求更多利益的分享和势力范围的划分。

对于地区小国而言，它们可以在中国、美国和地区大国之间采取“搭便车”与“骑墙”相结合的战术，对不同国家进行“要挟”试图渔翁得利。对于中国而言，“第三国合作”一定程度缓解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的直接遏制压力，但是这些国家若平衡压力处理不善，会容易转化为遏制中国的压力。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第三国合作”不利于加强美国领导权，但是可以解决盟友“选边站”的困境，避免其盟友倒入中国阵营。对于地区大国而言，战略自主与联合可以加大对华关系的筹码，要求更多利益的分享和势力范围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