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有句被错误归到丘吉尔名下的名言：“一个人25岁时如非自由派，是无有心肠；35岁时如非保守派，则无有头脑。”这当然并非来自这位早期是保守党，后又被其除名而加入自由党的著名政治家之口。

它最初可追溯到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基佐（Francois Guizot），或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与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到了上世纪又被著名的法国首相——一战“胜利之父”克里门梭（Georges Clemenceau）引用而广泛流传。这句话的溯源并不重要，它之所以流播众口还因它反映了一个事实。

即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激情，想去打破人类既有的条条框框，也不相信人性本善与社会的良知，则这个世界就毫无前途可言。但如果到了中年，却还不能认清世界残酷的现实，无法抑制身体中本能的冲动而意识不到社会既有伦理、道德与文化秩序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到人类本有的盲目与理性缺失，则可能更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最近一阵子中国某著名爱国媒体人遭到网暴，引发了学界不少笑谈。一直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更能服从大局，在关键时刻服从指挥的左翼舆论旗手，却被更红且更激进者视为投降派而大加挞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坐拥千万粉丝，在其翻云覆雨的手段下民族主义高歌猛进，最终却遭到了自己所诞下的巨兽的反噬，这其实是人类政治史中反复上演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苏联的肃反，中国的现代历程，甚至当代欧美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左翼运动最大的问题永远是无尽的升级与自我淘汰。一旦你选择了左翼之路，因为左永远比右更政治安全，你也就难免被卷入一场比谁更左的游戏之中。

看看欧美女权运动之中的内部分化，《哈利·波特》作者罗琳是英国左翼工党的捐款赞助人，仅仅因为表达一下男女有别就被判“社会死亡”，甚至收到了“邮包炸弹”的死亡威胁，这真是让我感慨“公平与正义”本身竟然也能够成为排斥异己的专制力量，这在互联网世界、高校与好莱坞就更是如此。在这个不断自我螺旋升级的意识形态自动淘汰链条上，不断有跟不上形势最新发展之人被淘汰出局，并沦为昔日盟友的政敌。

亨廷顿早在半世纪前，就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特别强调政府的有效治理。他认为要根除一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须要树立强大且有效的政府，并在民众充分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进步发展。这部书其实有点过于冷峻，读起来让人相当不舒服，但其中的不少观点都体现了作者卓见，包括对于知识分子与学生阶层的分析。在相关章节中，亨廷顿毫不客气地将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在社会稳定的对立面。这种天然左倾激进主义的躁动倾向，确实往往与我们年轻时的激情相伴。

在美国就更是如此，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美国人生而平等，从未经历欧洲的民主革命苦难而坐享其成，而且英国成熟的民主政体与施政理念成就了此后美国政治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会把稳定的政治体系视为理所当然，从而把限权、分权、民主制衡作为对“民主政体”的终极衡量标准。这次美国左翼政府的“民主峰会”将新加坡这个采用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的国家排除在外，仅仅因为其没有足够强大的反对党制衡，大体就是这样一种“何不食肉糜”的“高等人心理”作祟。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还特别比较了激进革命派与渐进改革派之间的区别。相对而言，左翼革命派热衷于将社会问题“极化”，推动社会分裂从而造成动荡；改革派则更难，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与耐心，却会凝聚整个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共识。

在经济上亦是如此，比如面对贫富分化问题，左翼往往喜欢劫富济贫，比如前阵子美国就计划对顶级亿万富翁征收资本利得税。问题是，比这更为彻底的政府没收富人资产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这除了可能导致全球化背景中的知识与金融资本外逃，物质财富被没收，创新能力、知识、技能等也会在这种未必合理的“制度性剥夺”下受到损害。

在过去数百年里，左翼运动不断推动人类道德的提升，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体现。然而，其容易极端化的缺陷也在历史进程中彰显无遗，并且正如亨廷顿所言，当这种“社会动员度”超越“社会组织度”之时，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考虑到新加坡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本地政府如能继续保持温和的保守主义倾向，将是全体国民之福。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