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多变的政策法规、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中国加速“内循环”令外派人员感到他们在这个庞大市场越发没有立足之地。

陈婧　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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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后，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恺文（Ker Gibbs）终于决定告别这里，在本周末返回美国加州。

只身赴任的季恺文，以往每年会回美国四五次与家人团聚。他告诉《联合早报》，疫情暴发至今，他和家人仅团聚过一次。考虑到双亲年事已高，加上短期内放宽国际旅行限制的希望渺茫，他只得做出离开中国的艰难决定。

与季恺文同期离开的，还有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Alan Beebe）等驻华外派人员。除了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多变的政策法规、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中国加速“内循环”，令外派人员感到他们在这个庞大市场越发没有立足之地。

上海美国商会今年年中面向338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会员公司表示在中国难以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冠病相关的旅行限制是首要原因。

季恺文介绍，如今外籍员工要入境中国，得先获得公司所在地政府签发名为“PU letter”的邀请函，才能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邀请函没有明确发放标准，如果员工还要为家人申请签证，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国际航班极度短缺，入境后还得接受隔离，使得进出中国困难重重。

他也披露，美国商会正向中国外交部申请缩短接种过疫苗者的隔离期，目前还在探讨之中。不过，冠病变种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令各国疫苗又一次面对考验，也增加了这一申请获批的变数。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许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受访时说，旅行限制过多和政策透明度不足，是在华会员企业面对的主要问题；育有子女的外派人员所受影响最大，许多人被迫在家庭和中国的工作间做出抉择。“疫苗本应终结这个局面，但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

中国的税收改革，是在华外派人员即将面对的另一打击。他们原本可以享受的住房、伙食、教育、差旅等免税补贴政策，将在今年底到期。这意味着从明年起，外籍员工在中国的生活费将大幅上涨，这个市场的吸引力也将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加快内循环步伐，减少对外界依赖，也引发欧美企业担忧。季恺文说，越来越多在华企业近年来正以精通双语的中国员工取代外国员工，中美关系恶化和冠病疫情暴发助推了这一趋势，“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脱钩”。

许倍帝也认为，种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变得内视，朝着自力更生并最终实现高度自给自足的方向前进。外国企业将面对更多监管障碍、不平等竞争氛围，以及日益政治化的商业环境。

即便如此，中国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市场。许倍帝说：“这里还有机会，尤其是对于那些能适应不断变化且具挑战政策环境的企业而言。”

根据欧盟商会今年2月的调查，只有9％的会员企业考虑撤出中国，低于2010年时的20％。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也显示，59.5％的受访会员企业预计今年在中国增加投资，远高于去年的39％。

黄山忠：企业不应坐等中国放宽政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忠则认为，企业不应坐等中国放宽政策，而是要在这特殊时期逆势而动，想尽办法进入这个庞大市场。

黄山忠目前正在上海接受隔离，这已是他一年半来第五次入境中国。以每次入境隔离14天计算，他累计隔离时长超过两个月，入境前后的核酸检测不下数十次。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值得的”。

黄山忠是起重机供应商达丰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在华期间，他既代表总商会推动两国商界往来，也处理公司业务。他说，当地方政府和合作伙伴看到他在疫情期间还亲自到场，往往展现出更大诚意，也更愿意探索合作机会。

“这两年中国有很多新趋势，没有亲自来看，就感受不到这些变化。别人进不来时，一旦你进来了，就能获得更多机会。”

上个月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45家新加坡企业组成的商团获批赴华参展。黄山忠介绍，上百名新加坡代表获得为期90天的签证，其中一些人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拓展联系网。

“全球疫情不知道还会延续多久，明年中国也很可能不会开放国门。与其坐等变化，不如主动跨出第一步，抓紧时间做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