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王新

近日，中国内地舆论刷屏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寻子14年终成功的故事。当读者争议于被贩卖儿童（虽然很多人现在已经是青年）养父母（或者说买家更确切）在事件中的法律和情感纠葛时，公权力在拐卖儿童中充当的失责甚至帮凶角色更应引起警醒 。

公安部2021年1月开始部署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行动”，据官方消息，截至上月30日累计找回歷年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这样的官方行动值得肯定。不过中纪委官网周三（8日）发表的题为《谁给被拐孩子办户口？公权力绝不能成为帮凶》，也揭开了另一种权力“灯下黑”。

文章称，“被拐儿童不具备上户口的条件，若能瞒天过海安然落户，极有可能存在着出生证造假以及户籍部门渎职的问题。如果一些公职人员把关审核不严不实、敷衍应付，或者与不法分子里外串通，伪造、买卖申报户口的材料，为非法办理户口大开方便之门，都意味着公安户籍部门管理的疏忽和卫生系统‘内鬼’的存在。 ”

一般认为，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机关与不法人员以及黑恶势力是一种势同水火的天然矛盾。然而在现实中两者关系要更加复杂，比如，有黑恶势力才有公安机关的用武之地，黑恶势力的猖獗程度与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成反比，在很多地区的公安机关，更准确地说是公安机关里的某些人沦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形成横跨黑白两道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大陆政府从2018年1月掀起扫黑风暴的最根本原因。

往更大的概念去讲，就是当公权力施行不当，甚至执法犯法的时候，无疑会架空大陆政府高层的“依法治国”理念。

前几年，以“呼格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就是大陆政府政法系统推出的“刀口向内”的自我纠偏和改革。就此，大陆政府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16年3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中言及：“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改革问题，已是当代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针对近日被舆论关注的孙海洋之子孙卓，与另一被拐卖人符建涛的情况，二人被贩往地山东阳谷警方微信公号“阳谷警方”周四（9日）发布公告称，“阳谷县公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初步查明：孙卓，即孙海洋之子，现用姓名为国某，户籍地在黑龙江省某市。报道中涉及的另一名被拐儿童符建涛，现用姓名为吴某某，户籍地在本县。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凡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将严肃处理。”

就具体案件来说，孙卓与符建涛等人的户口办理虽然已经是14年前，但是其间大概率存在的公权渎职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果不曝光于天下，显然有违“依法治国”的理念。其他诸如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持有多个户口购买多套房产的“房叔”“房姐”、在逃人员办理假户口“漂白”身份等，背后都涉及到违规违法办理户籍，伪造身份证件，甚至权钱交易、利益输送。

就如大陆政府在十八大掀起反腐风暴后，至今反腐的脚步并未停止，之后的“扫黑除恶”以及“反腐倒查20年”乃至各种督察行为，依然揪出更多贪腐案例。大陆政府要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就必然要面对目前依然存在的瀆职甚至执法犯法等公权力黑幕。就目前的各种情况看，这条路显然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