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国恶意炒作陷阱。

即，被他国恶意炒作，将此次高访渲染成“中国自食其言，违背联合国决议，执念于袒护朝鲜”。

从最近一年来美朝战略互动的表现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似乎呈现出一种“战略确定性高，策略不确定性高”的特征。

前者“战略确定性高”（strategic high-certainty）是指，在国会山、共和党建制派、美国（涉朝/分管亚太地区）官僚机构（如国务院等）、军方（五角大楼）等众多白宫以外、美国国内的重要因素的共同约束、规训（discipline）下，特朗普政府对朝打“反常牌”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也就是一年前曾被广泛担忧的特朗普政府“收编”朝鲜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尽管他本人是否曾经持有，或者现在依然持有类似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从白宫-压力集团-平壤三方互动博弈的实际表现来看，“特朗普个人”在朝鲜、朝核问题上，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扭转美国战后历届政府对朝的基本方针和立场。换言之，“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必须执行既定的路线和目标，那就是推动朝鲜去核。至于实现政权更迭这一目标，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恐怕仅存于博尔顿等极端强硬派嘴里，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是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和目标。

后者“策略不确定高”（tactic high-uncertainty）主要是指，因为特朗普个人个性和斗争手段偏好（preference of struggle means）导致他已经习惯性地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故意制造不确定性，故意炮制前后矛盾、相互否定的言论，以此来增加对手研判其战略意图的难度。所以，我们看到，在朝核问题上，一会儿说“必须施加压力”，一会儿又发推“美国并不急于求成”等等，实际上都是围绕在实现（哪怕他本人并不十分赞同的）高度确定的总战略目标上，而蓄意实施的种种模糊化话语策略。

结合上述对特朗普政府对朝战略与策略的两重特点，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不仅特朗普本人，而且美国国内的重要压力机构，是不愿意、不允许中国和朝鲜走得过近的。事实也多次证明，美国此前对朝种种所谓“极限施压”，如果没有中国的全力配合，也终将成为一张废纸。因此，这些派系、利益集团对中国领导人访朝，会持高度警惕、反对的态度，而且也有充分的动机去怀疑、指责中国，并最终把导致“外界对朝压力失效、朝鲜随其抗压能力的提升而在核问题上采取越来越不合作的态度”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来。对此，中国不可不查。

而特朗普本人，当前面临巨大的连任竞选压力。在经济红利不再明显，其他外交成就也乏善可陈的当下，谋求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可以正面提升特朗普的威望和人气。或者反过来，从负面减压的角度看，成功找到“替罪羊”——譬如“纵容、袒护朝鲜”、“自食其言不认真履行联合国决议”的中国——对竞选连任的特朗普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及时“甩锅”、推卸责任的“好办法”。对此，中国亦不可不查。

第三，他国恶意利用陷阱。

即，被他国恶意利用，将此次高访做成“半岛版的金门炮击”。

在“冷战”的高峰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于1958年秘密访华，与中国同志商讨重大国际问题。在几次并不愉快的谈话后，8月3日决定次日离京。出于友好的考虑，中国同志执意要亲自去机场欢送，还要带上在京的各国大使一起送。赫鲁晓夫行前与中方签署了有关中苏领导人对当前国际重大局势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议。8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人民日报》头版发布相关信息。两周之后，即1958年8月23日，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事件爆发。

对此，无论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是国际社会、舆论，都一致认为所谓“中苏之间达成的共识”就是关于炮击金门。而赫鲁晓夫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一方面，他当然不能承认是他“授意或默许中国同志”这么做，那等于是自己伸出脑袋接石头，白白替中国人顶锅。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矢口否认。第一，他否认，西方未必相信。第二，在已经得罪西方的前提下，他如果仍坚决公开否认，则还要得罪中国同志，而且更有损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以及他自身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个人声望。

这一事件，从长远看对中国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东方农民式的狡狯”（赫鲁晓夫语，据说后来也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广泛引用）严重伤害了赫鲁晓夫的自尊，遂为此后中苏决裂埋下了深刻的伏笔。然而，就短期效应看，这次“外交突袭”（diplomatic strike）倒确实利用苏联为中国可能的军事-外交冒险背了锅、挡了枪，而且当时并未支付多少成本，同时也加剧了美苏间的战略疑惧，或许也算是一份意外的战略收益罢。

从平壤此前种种动作、表现来看，其决策层显然对中国同志的传统智慧有相当程度的参悟与体认，并做到了活学活用。因此，从逻辑上讲，我们不能排除此次高层访问被有关方面恶意利用的可能。譬如，在中国同志离开平壤之后，或许迅速有类似试爆、试射的事件发生，或者有关方面突然发表与此前一年来缓和、低调、合作基调完全不同的，充满了紧张、高调、对抗色彩的反美宣言，从而将此前因美方拂袖而去、横加指责等种种傲慢行为而久久积郁的愤恨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这一切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方眼里，一定不是当事人的自选动作，而是受周边大国的挑唆与背书。

联系到此前北京与平壤间逐渐热络的联系，共同发表的有关亲善的宣言，西方舆论似乎和60年前一样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上述猜测。而对那些对中国本来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国家、政治派系而言，这不啻于最佳的发难借口。换言之，打“朝鲜牌”的用意，本来是要在G20的牌桌上增加己方博弈的筹码；但如果横遭这样的变故，则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筹码落入对手手中，成为污蔑中国所谓“藐视联合国决议”、“自食其言，推翻自己曾经投票支持、签署的联合国决议”的新标靶、新口实。对此，中国不可不查。

从平壤的角度看，自2018年3月8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可以开特金会”到几天之后美国宣布对华301调查，正式拉开中美贸易战序幕，再到3月下旬历史性的首次朝鲜最高领导人访华，再一直到今天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的半岛变局……平壤很可能会认为，中美关系与中朝关系成反比，即，中美对抗越加剧，则各自对朝压力就越小，自然结果对朝越有利。如果平壤的确如此认知，则相应地就会萌生出上述动机来。如果能够借助一波类似60年前那场人为造成的“误会”的操作，来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造成新的、更为持久的大国隔阂，那么对其自身而言，显然也是有重大战略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