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时代”这个概念在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但十八大应当被视为这个概念的起点。或者说，这一概念是在十八大之后五年的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实践，是对之前所发生的情况的反应（本栏上周已经讨论过）。

十八大之后，鉴于执政党党内越来越甚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寡头政治现象，领导层开始进行有效集权。当然，有效集权不仅仅是因为大规模反腐败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改革的需要。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强调“全面”和“深化”。改革因此需要“顶层设计”。再者，改革越深化，所遇到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就越大；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需要集权。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有效强化了集权的动力。

对执政党来说，首要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状态”。高增长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而政治改革则紧迫起来，因为十八大之前所出现的种种政治状况，表明执政党面临着党内治理危机。这就决定了十八大之后的改革重点，就是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

而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正是80年代以来“党政分开”概念下所一直忽视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很显然，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最为关键的。在中国，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和政治主体，一旦执政党出现了问题，其它所有方面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酿成最终的危机。

接下来的党内改革合乎逻辑。高层首先进行了权力重组，主要是成立了四个领导小组（十九大之后改为“委员会”）。领导小组尽管十八大就已经存在，但新设立的领导小组和旧式领导小组，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旧式领导小组是非正式的，其组成成员和活动是不公开的。但新设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其组成人员和进行的活动是公开的。其次，新设立的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方面）的组长是中领导人，副组长是李克强，其他几个常委被分配在不同的小组。这样，就改变了从前常委一人分管一块的局面，使得高层权力协调性大大提高，运作更为有效。当然，权力的重组也避免了之前“寡头政治”的局面。

顶层权力集中很快至少在两个方面显出成效，即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政策的顶层设计。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一直在进行，但顶层的反腐败往往是最困难的。十八大之后那么多的高级别政治人物（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委员）被查处，无疑是权力集中的结果。

在整个政治过程中，高层也重新确立了权力“核心”的概念。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为了更多的“党内民主”等因素，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不再使用“核心”概念，使得高层权力扁平化。但扁平化带来了政治责任问题，即谁承担政治责任。“核心”概念的重新使用，不仅仅是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更重要的是强调政治责任问题。很显然，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无论是总统制度还是内阁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个政治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导致了新的改革思路的出现和形成，那就是中共十九大正式推出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思路，正式改变了自80年代以来的“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改变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共十四大已经在实践层面开始进行局部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最显著的就是最高层“三合一”体制的形成，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兼任，同时国家主义的职位从上世纪80年代的“虚位”转型成为“实位”。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也是党政一体化的制度体现。不过，从理论上，执政党从未宣示从“党政分开”转变到“党政一体化”。实际上，尽管实践上行不通，并且已经发生变化，但在很多人那里，“党政分开”仍然是政治改革的理想。

十八大之后的改革理论

在这方面，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理论上得到转变，正式提出党政一体化的改革理论。王岐山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其在主导反腐败运动过程中发现了腐败的深刻原因，腐败导致了党的衰败，党的衰败又导致更深刻的腐败。“党建”因此成为十八大以后中共改革的重中之重。“党政一体化”首先包含在王岐山的“广义政府”概念中间。

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北京代表团的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即“广义政府”，之后新华社特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新闻稿。但很遗憾的是，这篇讲话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尤其是中国学术和政策研究界的兴趣。王岐山并非随性而发，而是指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即“以党领政”原则下的“内部三权”制度已经呼之欲出。

王岐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