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不仅反映在对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追求，也反映在其他方方面面：原住民抗议汉人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劳工抗议官商勾结压榨劳工（如修订后的劳基法）、农民抗议政府不作为导致谷贱伤农、护士抗议工时过长收入过低、年轻人抗议世代不公、军工教抗议年金改革、移工（外国工人）团体抗议苛刻的移工政策、外籍配偶（包括陆配）抗议排斥性政策、LGBTQ（编按：不同性倾向者）团体抗议社会和法律的歧视、大城市居民抗议政府治理空污不力、废核团体抗议政府的核电计划、环保团体抗议政府和企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废死团体抗议死刑。

还有经常出现的抗议强力拆迁、抗议司法不公等等。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在社会各团体一次次或大或小、或平和或暴烈的抗议活动中得到彰显和壮大。只不过这些抗议往往和两岸关系无关，没有引起大陆社会的注意。

这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一方面和台湾本身的社会运动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深受西方发达国家正流行的各种进步理念的影响，如文化多元、同婚、废死等。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向我们揭示了某种“压迫”的存在，所以，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其实反映了他们善于发现“压迫”，不愿忍受“压迫”，而且有能力组织起来去反抗“压迫”的特点。

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反抗实践，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压迫有罪，反抗有理”的文化。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反抗文化由于过于激进，竟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这也是很多地区追求各种进步理念的社会运动在激进化以后所面临的困境。

所以，如果把“爱闹事”看作台湾性格的一个方面，台湾人也许会说，自己之所以“爱闹事”是因为“压迫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能从反抗看到压迫，也许有助于人们更顺利地化解反抗。

可是，在各种抗议中，敌对双方最大的争议往往就在于“压迫”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即使存在，是否如抗议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合理。这样的争议因双方固守各自的立场，最后又往往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台湾如此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能进行或大或小的抗议，台湾的反抗性格应该会越来越强烈吧？

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反抗实践，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压迫有罪，反抗有理”的文化。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反抗文化由于过于激进，竟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这也是很多地区追求各种进步理念的社会运动在激进化以后所面临的困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