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的性格又都是多面的。我们因为和一个人有不同的关系，往往就体验到他性格的不同侧面。很多丈夫在家里和家外的表现不一样，对待家人和朋友同事的态度不一样，朋友同事往往会夸他是一位热心有趣的好伙伴，但太太却抱怨丈夫对家人冷淡。

和这样的丈夫一起生活久了，太太往往能看到丈夫性格的复杂性，也会逐渐感受到丈夫藏在冷淡背后对家人的爱。这时候，太太往往会用“一言难尽”来评价丈夫的性格。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人们对某个地方人民的印象上。到台湾短期旅游、访友的大陆人回来后，不少人会感慨地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台湾人文明礼貌谦和的性格有很好的印象。但我的父亲从没有去过台湾，了解台湾都是通过大陆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节目，对台湾的印象就是一个“乱”字。

他还曾向我绘声绘影地模仿在节目中看到的一位台湾老人，在游行示威引发的冲突中被打破了头，捂着流血的前额对着电视镜头哀叹：民主的悲哀啊！在父亲眼里，台湾人的性格是“爱闹事”。对于我而言，因为观察台湾的时间比较久，有一些各种背景的台湾朋友，有时也会去台湾调研，所以有些像前面所说太太对丈夫性格的评价一样，感觉台湾社会的性格实在是一言难尽。

不过我也同意，父亲眼中的台湾人“爱闹事”，确实是台湾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用比较典雅的词来说，就是台湾社会的反抗性很强，用比较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台湾社会具有很强烈的“社运（社会运动）”性格。对台湾社会强烈的反抗性格体验最深的，当然就是历届台湾政府和各主要政党。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大陆政府也能够体验到这一点。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对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台湾社会的变迁都有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因为被收录在《毛主席语录》中而曾在大陆家喻户晓，也可以用来对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进行简单化的解释。正如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其成长经历决定，台湾社会反抗性格的形成，也和台湾人长期被压迫的历史有关。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建立独裁统治，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就在反抗独裁统治中逐渐成长起来。这种反抗首先以追求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不久就增加了追求本土化的内容，民主化和本土化一体两面，成为过去几十年来型塑台湾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也深刻影响了两岸关系。台湾社会的反抗性格，也就在民主化和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民主化反抗的是独裁政权，本土化反抗的是外省精英，因为独裁政权和外省精英的重合度很高，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的重合度也变得很高。二者一体两面，在反抗实践中不断壮大，终于在2000年通过选举，由民进党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一党统治。

当时民进党是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在政治上的代表，它的上台代表台湾民主化目标基本实现，之后进入民主巩固时期；而本土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把反抗的目标逐渐由国民党转向大陆。

民进党一直在努力培养和利用民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力量，但台湾社会的这两股力量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不会被任何政党完全收割。所以，无论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执政，都因社会的强烈反抗而导致政党再次轮替。反抗陈水扁的主要是民间的民主化力量，而反抗马英九的，则主要是民间的本土化力量。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民间的这两股力量对政府和政党的挑战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强烈，使得蔡英文和国民党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

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反抗最初只针对国民党（尤其是党内的外省精英），在民进党的推动下，这两股力量逐渐出现异化，也开始反抗大陆。对于民主化力量而言，大陆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一样不民主；对于本土化力量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是非本土政党，都不会真正代表本土台湾人利益。这两股力量反抗大陆的激进形式就是台独，所以台独可以看作是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异化和激进化。

在国民党两次被选下台后，对于台独势力而言，国民党已经不是最大的“压迫”来源，最大的“压迫”来自于大陆：他们把大陆的所有反台独措施都看作是对台湾的“压迫”，于是持续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