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冬涛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台湾的部分显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重点已经由十八大之后的“促统”为主，调整为现在的“反独“为主。

这意味着大陆政府把针对马英九政府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促统”政策，调整为针对蔡英文政府的，在政治领域“反独”为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则继续“促统”。这种调整虽然是大陆在2016年国民党下台，民进党上台后的新形势下做出的无可非议的应对之策，但也再一次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长期存在的一个困境，就是虽然在经济、社会等民间领域以及国际领域已掌握主动，但在政治领域却一直受制于多种因素而比较被动，不能持续地在政治领域推进一系列“促统”方案。

从两岸分割以来的近70年历史来看，这些制约性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台湾当局的“拒统”政策、美国阻止两岸统一的作为以及大陆内部的因素。

台湾当局自两蒋时期就拒绝大陆提出的一系列“促统”建议，从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到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都坚决“拒统”，不过两蒋虽然“拒统”，但也坚定“反独”。到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则不但“拒统”而且出现台独倾向。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在台独立场上经过短暂的策略性软化后提出“一边一国”，并在第二任时推动一系列激进台独政策，招致中美对其共同“修理”，民进党也在2008年大选惨败。

马英九上台后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显著改善的两岸关系成为他最大的政绩，是2012年他能够获得连任的关键因素。十八大召开时正是马英九第二任的第一年，两岸形势非常有利于大陆“促统”，这也是十八大报告提出一系列明确而具体“促统”建议的主要原因。不过马英九一直以民意为挡箭牌，并不积极回应大陆提出的政治和军事协商建议，使得大陆在政治方面的“促统”计划，在两岸关系最好的时期竟然也陷入了困境。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因为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在台湾推动“文化台独”“柔性台独”，两岸之间很快进入“冷对抗”，虽然还未发展到陈水扁时期那么严重的程度，但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协商方案已经更不可能推进，这是十九大报告由“促统”变为“反独”的主要原因。大陆由“促统”变为“反独”，再一次反映了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的“台独”或“拒统”政策，是造成大陆在政治协商领域一直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

台湾当局“拒统”的能力和信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上，所以，美国是使大陆对台政策在政治协商方面长期被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虽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因为那会使自己被动卷入台海战争，但也不希望看到两岸按照大陆的“一国两制”设想实现统一。从历史来看，1950年的朝鲜战争以及之后近十年美国对台湾当局的直接军事支援，使大陆无法统一台湾。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又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保证台湾能够向美国购买武器，以对抗大陆可能的军事进攻。

两岸关系紧张时，美国屡次派遣航母到台湾附近海域，以显示自己帮助台湾抵御大陆军事行动的决心。不仅在军事方面，美国政府对台湾主要政党的态度，能够影响这些政党在大选中的成绩。最近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重启美台高层互访，无疑也是在为蔡英文政府打气。甚至可以说，台湾当局之所以敢于坚持“拒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欢迎并支持台湾“拒统”。

除了台湾当局和美国这两个外部因素，大陆内部因素也曾是对台政策陷入被动的原因。十年文革大陆以阶级斗争为纲，内部动荡不止，无法集中精力主动解决台湾问题。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为大陆从上到下最迫切的任务，台湾的角色从一个政治上需要被统一的对象，变为经济上帮助大陆发展的助手，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相对降低了政治上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

更为重要的是，大陆曾经远远落后于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大降低了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无法为政治上的统一提供平等的物质和心理基础。以前有些台湾人开玩笑地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比喻为“穷小子”追求“富家女”——“富家女”怎会看得上“穷小子”。

大陆对台政策因为以上因素的制约，虽然在政治层面比较被动，但在经济、社会、国际等方面却越来越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就积极吸引台资，使台资成为改革开放早期进入大陆，帮助大陆经济起飞的重要力量。即使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虽然他们尽力限制台资进入大陆，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和出口仍然持续快速增长。马英九时期两岸更是通过一系列经济贸易等协定，从官方层面和制度上推动两岸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