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南中国海共同开发合作的议题，再次引起地区和国际舆论的热议。2月13日的中菲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声明中，两国正式就油气勘探合作展开了探讨，似乎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倡议落地的希望。

即使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实践经验看，南中国海共同开发所面临的阻碍仍然大于机遇，中菲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说为该倡议的真正落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南中国海共同开发合作倡议提出已有30多年，但进展却不如人意。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声索国虽未明确拒绝，也偶有积极的回应和姿态，但受经济利益分配和海洋权益主张影响，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三国始终心存忌惮，缺乏真诚的政治意愿。

在经济利益层面，作为利益既得者，越、马、文三国无意与他国分享南中国海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通过不断扩大海上油气勘探与开发，越南成功从原油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南中国海油气产业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30%以上。

同样，马来西亚和文莱也是南中国海油气开发的重大获利者，油气开采业产值分别占两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7%和50%以上。因此，各声索国均不愿同他国共享利益，更不愿自身既得利益受损。

在海洋权益主张层面，共同开发合作虽不影响最终的海域划界主张，但三国始终对中国可能借助共同开发合作，以扩大在南中国海中南部海域的经济存在、强化权益宣示，损害其自身权益主张存极深的戒备心理。因此，受政治意愿不足局限，有关方普遍将自身在南中国海的权益主张摆在优先地位，均不愿意在其控制或主张的海域内开展合作。

应当说，此轮中菲两国能重启南中国海共同开发合作磋商进程值得欣喜，也值得期待。但须注意的是，中菲南中国海共同开发合作的积极进展或只是个案。换言之，中越、中马在南中国海争议的油气开发合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具体可从三方面看：其一，菲律宾政府的政治意愿史无前例。从竞选之初，直至今日，杜特尔特一直表示，菲律宾愿与中国开展共同（联合）开发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意愿。正是这种政治意愿，促使中菲两国能重启南中国海共同开发合作磋商的进程。

其二，菲律宾经济发展对共同开发本身存迫切需求。一方面，菲律宾必须缓解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较量和对抗，发展对华贸易和投资关系，以此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能源消耗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菲律宾必须加大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开发，以满足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需求。

其三，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油气存在相对较弱，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菲律宾仅在巴拉望盆地平均每天开采石油2万5000桶，年产天然气1000亿立方米，与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相差甚远。因此，共同开发合作对其既得能源利益影响相对最小。

从规则和机制找突破

目前，倡议实施日益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政治意愿不足阻碍了倡议的真正落地，反之，倡议实施受阻又极大地限制了相关方牢固彼此利益纽带、积累政治互信、增强政治意愿。要想打破这种“怪圈”，中国与东盟（亚细安）相关方或许可从规则化、机制化、去国家化三方面找寻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