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乘车离开河北省石家庄市

“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开始接触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以及他们创办的《黄河》杂志，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本文最初提到的《南方人物周刊》那篇报道如此描述1968年的法国“红卫兵”潘鸣啸的“东游记”。后来，“老潘”成了西方为数不多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

后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推动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真实动机是为了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也有人评论说，此举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等政敌之后，担心这些年轻人继续在城里“作乱”，而采取的“鸟尽弓藏”之举。

但潘鸣啸则认为，不能单纯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毛泽东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根据“老潘”的研究，毛泽东如此做有多重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始于1968年末的知青下乡运动，持续了10年。1978年，在改革开放进程和知青回城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知青下乡运动结束了。不同的是，下乡是上层动员的运动，回城则是知青自发的运动，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老潘”经常说：“我也是‘老三届’。”

西方有以1968年命名的一代人——“68一代”，中国也有自己的“68一代”，那就是“老三届”和知青。

“老潘”的经历，大概是东西方两个“文革”之间、两个“68一代”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之一。

半个世纪话沧桑

1968年是动荡之年、反叛之年。反叛之势，如林火，如海潮，在这一年里迅速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但也有例外。当年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动荡最烈，苏联却风平浪静。除了出动坦克去卫星国“平叛”以及逮捕了本国红场上寥寥几个抗议侵捷的异议分子之外，1968年苏联国内基本平安无事。

然而，世事难料。23年后，美国仍在，且国势日盛，苏联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苏联解体后，“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杜布切克曾如此谈到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这个制度压制异议、拒绝变化。

但历史的轨迹并非直线。196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

1年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因其修宪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定而辞职；7年后，美军撤出南越，西贡政权倒台；8年后，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10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知青开始自发的回城运动；21年后，东欧“变天”；23年后，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全球独霸；35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似乎忘了“冷战”时期苏联的侵捷教训和自己的越战教训，多年后仍深陷困局，此战亦成为今天中东乱局的祸根之一；40年后，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48年后，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输给一位房地产大亨；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50年后，“缩小版”的苏联——俄罗斯——的新强人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迄今普京通过这种“总统变总理、总理变总统”的政治魔术统治俄罗斯已逾18年……

显然，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恼人的是，有时历史竟会重演，甚至还会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历史也不是任意重演、随机开玩笑，借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名句，只有那些不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的人才会重蹈覆辙。

毫不奇怪，在“变天”后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与“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等符号一起，成为这些纷纷自称为“中欧国家”的转型社会所努力塑造的新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奇怪的是，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这些经历过1968年左翼造反运动的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也不是一个敏感词，相反，此后的50年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有纪念“1968年”的公共活动、媒体报道、学术研讨会，以左翼造反为标志的“68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遗产、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其实也不奇怪。西方民主社会本来就是由左翼、右翼、中间阶层构成的多元社会，代表各阶层的政党竞争“上岗”，没有哪一个单一社会群体或哪一个政党能够垄断何为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何况常常以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而感到自豪的法国、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68运动”的反思。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普尼克（Jacques Rupni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之春”（“布拉格之春”和“巴黎之春”）的区别：“布拉格之春”的驱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而在“巴黎之春”参与者的心目中，对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给“革命”的神话。

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政治高压，流亡法国之后又接触过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两个“之春”的异同可能更有发言权。他在“布拉格之春”10周年之际曾经说过：“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1968年4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曾经来到布拉格，与捷克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被后人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当时他告诫在“布拉格之春”之中热衷于自由化试验的捷克人要“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但10年后，即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

不过，1968年之所以乱花迷眼、乱音迷心，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混合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青春反叛与老人统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缠斗，剧情复杂得多，角色的光谱丰富得多，队形也凌乱得多，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多方混战，大潮袭来，泥沙俱下，大潮退去，莫辨西东……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历史难以捉摸，便放弃汲取历史教训的努力。

10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科学院为纪念“68运动”4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位曾经在法国“68运动”初期领导“性自由”学潮的“红丹”——丹尼•科恩-邦迪又被邀请来此，发表演讲。

“红丹”的演讲一如40年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时而激扬，时而幽默，但谈到“68一代”在那个“造反之年”的成败得失时，他严肃起来：“谢天谢地，我们在政治层面输了。不过，我们却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