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遭到暗杀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体告别

将近半个世纪，胡安•罗梅罗一直不敢正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他一直隐隐觉得自己对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负有某种责任：“如果他不过来跟我握手，他就不会死……”

一直到去年6月5日，就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49周年的那一天，当福克斯旗下的KTVU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采访胡安时，胡安似乎终于卸下了内疚感的重负，他说：“现在我可以正视那张照片了，我可以看到他做出的牺牲，我有义务让这种牺牲和记忆存活下去，而一旦有了这种目的感，我以往的岁月也就更容易忍受了……”

作为一个个人，也许胡安终于走出了1968年的阴影，但历史学家吉龙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仍然生活在1968年长长的阴影之中。在纪念1968年50周年的文章中，吉龙以2016年特朗普极具分裂性的竞选活动为例，认为1968年的文化冲突时至今日依然继续塑造着美国社会。

《时代》周刊今年年初发表的纪念文章，标题也是：《50年后，我们仍然生活在1968年的阴影中》……

法国的“文革”：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有个绰号——“红丹（Danny the Red）”，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

1968年，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又称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大学生。法国68学运最初便在这座大学中爆发。3月22日，该校学生们为了要求男学生自由进出女学生宿舍，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而“红丹”便是“带头捣乱”的学生“头头”之一。

进入5月，由于当局的判断失误和应对失当，这场初衷仅为“两性宿舍进出自由”的学潮，居然升级为一场波及全国、学生和工人联手、几乎让整个经济停摆、几乎颠覆了由二战英雄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的造反运动，最盛之时，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居然有1100万工人罢工，当局甚至一度担心法国发生内战或革命，而造反者则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1968年5月8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的巴黎大学生们

5月3日之后，“红丹”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迅速成为规模扩大的学生运动的公共面孔。而被学潮搞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气愤地发现，“红丹”虽然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他其实是一个持有德国护照的犹太人，于是，“红丹”被驱逐到德国。不料，他后来又偷渡回法国，当政府想再次驱逐他时，他已经被闹学潮的大学生们保护起来了，保护者当时齐声呐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是法国各类左派和有着左翼思想的青年人的狂欢之月，这场造反运动也被戏称为法国的“文革”，但这句戏言中包含着许多真实。中国始于1966年的“文革”，确实对法国大学生和左翼知识界影响很大。在1968年“红五月”的游行队伍中，很多人举着马、列、毛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最醒目的则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在巴黎街头向警方扔路石的许多大学生的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圣地”是中国：他们可能不喜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那个号召青年学生向自己的官僚体系造反的红色诗人领袖毛泽东，却是他们的偶像。

1968年5月23日，一夜骚乱之后的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大楼门柱上仍然残留着左翼学生们张贴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画像

然而，不同于中国“文革”的是，这场几乎颠覆戴高乐政府的学潮和工运，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不算“红丹”领导的“性自由”运动，法国的“文革”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它短得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名称，“五月风暴”是那些误以为世界红色革命即将始于法国而爆发的中国人的叫法，法国人只给了它一个平平淡淡的年月称呼：1968年5月。

5月底，这场左派的狂欢开始遭遇法国社会中所谓“沉默多数”的反弹。据称，时任总理蓬皮杜说服了戴高乐提前举行议会大选。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不久后，80万公民走上街头，举行“反造反”的游行，支持戴高乐。进入6月，左派示威逐渐减少，占领工厂的工人也逐渐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选举。6月底，选举结果揭晓，戴高乐大获全胜，他的政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比“五月风暴”前更多的议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因此基本解除。

法国记者洛朗•若弗兰（Laurent Joffrin）指出：“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

谈到法国政府用提前举行大选的方法解决这一危机，“红五月”的学生领袖“红丹”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有趣的是，当年的造反派“红丹”，成了今天的建制派“绿丹”：如今他是欧洲议会代表绿党的议员，担任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之党团共同主席。现在的他，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欧洲一体化，甚至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他批评英国退欧政客的最直率的“名言”是：英国可以在欧盟之内发挥连接欧美的桥梁作用，英国如果退出欧盟，那就不是“桥梁”，而是美国大门口的“擦脚垫”。

半个世纪之后，“1968年5月”在法国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分裂的话题。但如今成为“绿丹”的丹尼•科恩-邦迪，却对年年被人请去谈“红五月”感到厌倦，他说：“忘掉1968年5月吧。那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社会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当我们自称反权威时，我们当时反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

“布拉格之春”：没有1968，就没有1989？

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

杜布切克（左）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右）、苏联总理柯西金（中）在一起